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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上世纪之初，虽然学者们并不是从节日风俗的角度考察戏曲，但在他们关于戏曲起源的探讨中所得的具体结论已暗寓戏曲演出与宗教节日密不可分的命题。王国维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戏剧起源于巫舞”的观念，他又考证了上古巫舞与戏剧的关系，指出在古代祭祀仪式的舞蹈中，“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先贤的论述表明节日与戏剧的起源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国外研究者认为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是世界上共通的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月，国内学界在研究路径与方法选择上，与传统的中国戏剧研究者大多限于正史、诗文书信、序跋、笔记等文人撰写的文献不同，研究视点从“都市戏剧”转向“农村戏剧”，更多留意地方志、会馆录、家谱、公私文书类较为零散的文献以及非文字的仪式表演、习俗，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用大量的材料来证明戏剧源于宗教仪式。指出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演戏最主要的功用还是在节庆中表现对神的敬意。他们却没有对宗教向艺术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分析。在他们的学说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开始重新评价戏曲中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地方小戏。民间戏剧研究者王兆乾就将戏剧分为观赏性戏剧与仪式性戏剧，认为两者在戏剧观念、演出环境与演出习俗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仪式性戏剧原本是戏剧本源和主流，而观赏性戏剧只是支流，但传统戏剧史却将观赏性戏剧作为戏剧的主流，仪式性戏剧反成为遗漏的篇章。
伴随着观念的变化，国内戏曲学界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全国迅速掀起一股与节日关联度极高的“傩戏热”，学者将目光投到城市之外的尚未完全开发的山村，贵州、安徽、云南、江西等地都活跃着戏曲学者的身影。
戏曲研究方法和思维视角方面也显示出丰富性与多样性。表现在：一是田野考察被引入戏曲研究，在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多了一重鲜活的田野资料。二是考古学与文物学知识显示出独到的作用，因为戏曲本为小道，正史多不见载，笔记史料亦有限，地下文物的出土对于还原历史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三是民俗学的思维方式介入戏曲研究。
（摘自陈建华《节日风俗与戏曲文化研究述评》）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上世纪之初，虽然学者们并不是从节日风俗的角度考察戏曲，但在他们关于戏曲起源的探讨中所得的具体结论已暗寓戏曲演出与宗教节日密不可分的命题。王国维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戏剧起源于巫舞”的观念，他又考证了上古巫舞与戏剧的关系，指出在古代祭祀仪式的舞蹈中，“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先贤的论述表明节日与戏剧的起源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国外研究者认为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是世界上共通的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月，国内学界在研究路径与方法选择上，与传统的中国戏剧研究者大多限于正史、诗文书信、序跋、笔记等文人撰写的文献不同，研究视点从“都市戏剧”转向“农村戏剧”，更多留意地方志、会馆录、家谱、公私文书类较为零散的文献以及非文字的仪式表演、习俗，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用大量的材料来证明戏剧源于宗教仪式。指出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演戏最主要的功用还是在节庆中表现对神的敬意。他们却没有对宗教向艺术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分析。在他们的学说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开始重新评价戏曲中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地方小戏。民间戏剧研究者王兆乾就将戏剧分为观赏性戏剧与仪式性戏剧，认为两者在戏剧观念、演出环境与演出习俗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仪式性戏剧原本是戏剧本源和主流，而观赏性戏剧只是支流，但传统戏剧史却将观赏性戏剧作为戏剧的主流，仪式性戏剧反成为遗漏的篇章。
伴随着观念的变化，国内戏曲学界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全国迅速掀起一股与节日关联度极高的“傩戏热”，学者将目光投到城市之外的尚未完全开发的山村，贵州、安徽、云南、江西等地都活跃着戏曲学者的身影。
戏曲研究方法和思维视角方面也显示出丰富性与多样性。表现在：一是田野考察被引入戏曲研究，在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多了一重鲜活的田野资料。二是考古学与文物学知识显示出独到的作用，因为戏曲本为小道，正史多不见载，笔记史料亦有限，地下文物的出土对于还原历史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三是民俗学的思维方式介入戏曲研究。
（摘自陈建华《节日风俗与戏曲文化研究述评》）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 A．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上世纪初的学者们，已经得出了戏剧起源于宗教节日的具体结论。 |
| B．传统的中国戏剧研究者研究的视点是“都市戏剧”，依据的主要是文人撰写的文献。 |
| C．现代的中国戏剧研究者虽然证明了演戏就是敬神，但却未能发现宗教与艺术的联系。 |
| D．在古代戏曲是“小道”，正史、笔记史料不足为凭，只有出土的地下文物才最可信。 |
| A．文章论述了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观念对中国近现代戏曲文化研究的影响。 |
| B．文章主要阐述了戏曲研究变化的三个面：路径与方法、研究领域、思维视角。 |
| C．文章以“评”表达自己的看法，是观点；“述”戏曲研究变化的客观实际，是论据。 |
| D．文章主要立足于与西方戏剧研究的不同来论述中国当代戏曲文化研究的变化。 |
| A．如果没有王国维等先贤对于戏剧起源的研究，后来的戏曲研究方法就不可有改变。 |
| B．如果只注重从正史等文人撰写的文献方面研究，就很难准确揭示戏曲发展的规律。 |
| C．“傩戏热”的出现是因为它虽属地方小戏，但却是与节日关联极高的仪式性戏剧。 |
| D．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戏曲研究中未曾使用过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 |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崇洋媚外”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有些火，那些对西方文明热情拥抱的国人，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词条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纪，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中国文明充满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两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等等，无一不受到思想启蒙家们的盛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据说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思想家（而不是普通老外）笔下这些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据说是“爱国分子”的国人，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于像拜伦这类疯子式的天才诗人，将中国虚化为一个理想物也就更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启蒙思想家们是由于脑袋发热，而看不到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种种缺陷。比如同时代的卢梭就认为，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而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以至于在孟德斯鸠看来，不免有些悲观地不确信“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
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观，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不过是他们按照“既定需要”主动剪裁了的文明片段。欧洲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急需一种外力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中国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等等。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而不会改头换面全盘中国化。西方人历来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于“以华为师”的。据说当年腓特烈大帝在伏尔泰思想的蛊惑下，曾试着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只可惜这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被吃了个闭门羹。腓特烈大帝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中，恼羞成怒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后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是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于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而且还要警惕这样一种盲目乐观心态：看着发烫的“中国热”，便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这当然不是否认莫言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及“影视”的传播。因此， 如官方所说的“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说是翻译（传播）的胜利， 至少说是两者的胜利。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乏善可陈，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话语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老是仰西方人之鼻息，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盲目搞出一套标准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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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是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