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性评价大于分析性评价，因而二者的兼容和自治也就难以顺畅实现。而士人文化的核心则是审美文化。士人文化及其文艺评论的出现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门阀士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实力的社会阶层崛起；二是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文化精神活动从其他实用性社会文化功能中分离出来，这两个前提的出现，既保证了士人作为独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的实体存在，又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发生的时代性转换创造了必要条件。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框架有较强的体系感和科学性，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某些越过学理直接用政治褒贬进行文艺评论价值判断的方式更具有真理性的含量，因此，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治程度最高，最为成熟。

市民文化的核心是实用文化。从需求的动力来看，帝王文化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载道”和“教化”目的是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士人文化以品鉴方式达到审美目的是出于士人“修身”“怡情”的需要，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载道”“怡情”都是很遥远的，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现实生存问题。市民文化从文艺样式到价值诉求再到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舞台的底色，在诸多方面呈现新的文化风貌和价值标准。

从时间上看，市民文化大幕正式拉开是从元代开始。但宋代市民文化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均已初具规模，为元代开始的市民文化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限制，市民阶层自身难以完成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所以，市民文化的创作和评价需要借助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

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诗歌、散文这些传统主流文学样式不仅有接受和传播的困难，而且它们已经为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操控垄断，成为宣扬各自文化诉求的创作渠道和价值评价对象。在以往的文化舞台中，代表市民或下层民众文化属性的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学形式已经被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贬低、否定而处于文化舞台的门外，所以，市民文化想要登堂入室，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反映自己阶层文化精神的各种样式载体的社会地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取代诗歌、散文的主角地位，成为元明清以来文学舞台的主流文体和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主要对象。这等于为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内核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修身”“怡情”转向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求真求实，扫清了障碍，搭建了基本平台。

（摘编自宁稼雨《中国历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

今天，学界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以为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所以我们没有学术规范的传统，只能从西方引进。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没有认识到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与当今学术规范存在着很大不同，不少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规范当时还不存在。

比如，由于书籍的流传相当困难，特別是在印刷术普及以前，古代学人对前人的著作或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依靠记忆和背诵，所以他们在引用前人著作或别人的成果时常常无法逐字逐句地直接引用，而只能取其大意，一般都是间接引用。他们大多不习惯注明出处，往往将前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混在一起，或者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改写了。

又如，古人为了做学问或学习的方便，经常将从看到的书籍和资料中摘录出的有用内容分门别类编为类书。这些类书，有的是为自己用的，有的是为别人编的，或者是奉皇帝命令用公费开馆编纂的。很多类书的资料和引文都不注明出处，除了一些现成的诗文或整段资料有时会提一下作者或书名外，一般就按内容编入不同的类别。但要知道，这种类书的编纂，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都不会有什么著作权，更拿不到稿费，只要编得质量高，就会博得“嘉惠学林”的赞誉，就是被引用的人也不以为忤，而只着眼于知识的传播。

古代还有一种故意作伪的现象，将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假托为古代或同代名人的作品，如先秦的不少作品都冠以周公、孔子之名。但除了极少数人是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外，这类作伪者大多是很可怜的。因为无势无名，即使他们的作品很有价值也无法流传，而一旦托名于古代圣贤或者当代名流，就有可能被刻成碑，印成书，传诵一时，流传千古。尽管绝大多数真正的作者依然默默无闻，但他们的自我价值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相反，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从先秦开始就存在着严格的规范。例如儒家典籍和学说的传承与解释，自从在汉代儒术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来，不仅流派分明，次序严密，而且任何注或疏都署明作者，原文与注释、注释者和传播者绝不相混。在《汉书·儒林传》中，对儒家不同流派的传承过程和人物有明确的记载。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有这样的传统，如给《史记》《汉书》作注释的学者代有其人，但对有价值的注释，后世学者无不尊重作者的署名，即使有些作者名不见经传，也都一一注明。

由此可见，中国并不缺少学术规范的传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继承这样的传统，建立起适应现代学术发展需要的新规范。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术规范面临新的挑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学者能够平等地、自主地考虑如何适应国际学术规范的时间并不长，很多问题自然还来不及解决。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学术规范与西方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做法、方式和程度。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也有“学术规范”》）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白居易后来被列为中晚唐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诗歌应“经之以六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是他在入仕初期，还是他在朝为左拾遗，在地方为江州司马、杭州刺史时，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如《新制布裘》诗：“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所以清代叶舒鹏《读杜白二集》言：“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白居易的“讽谕诗”《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他在诗歌创作中擅长以赋法铺陈，力避艰涩、怪险，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的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减弱，以诗歌为例，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他非常重视以优美的意象兴发情感，注重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优美的佳作。

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家，如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如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发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洁的情操，其作品同样是对特定阶段时与事的真切反映。事实上，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