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诗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品种起源于南朝。虽然，以景起兴、诗中引入自然景物的描写可以追溯到更远，但这些都不能算是山水诗。山水诗的产生是以山水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即依赖于人对自然的某种审美关系的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远古时代，大自然的风雨雷电、荒蛮混沌曾经威胁着刚刚脱胎于自然的童年的人类。人们为了摆脱这种威胁，把自然人格化，这便产生了关于自然的神话传说，在中国远古神话中就有所谓河伯雨师等等人格化的自然神。这也表明人类刚刚从自然的沉睡中醒来，但自然与人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

到了《诗经》《楚辞》时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和谐的，这在艺术上便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移情，因而在诗中以自然景物起兴、措景抒情的例子便屡见不鲜。

山水意识的萌生、山水精神的兴起实质上是文化人类在一定的文明水平上意识到与自然的分离，主动向自然复归的一种意向。当然，山水诗在南朝时代产生还有特定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这时，人们对自然的看法、自然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看到，经过几代诗人的发展，原来在诗中作为抒情载体的景物，变成了主住的景物，自然在诗中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山水诗的品格由此而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精神的诞生。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诗经》中写景名句不少，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这些景物在诗中只起着衬托和起兴作用，从属于所抒发的一情感。而到了谢灵运，情况就截然不同。谢诗中的景物已经不再居于从属地位，虽然没有达到后来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中的“全意象”境界，但景物的意义完全改

变了，它由原来的背景变为“前景”，有了独立的本体意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我们宁愿不把它看作什么隐曲的政治讽喻，而视为纯粹自然的“呈现”。

区别就在这里，在山水诗中，自然成其为自然，它自我呈现；而在抒情诗中，自然景物仅仅是载体，渗透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它在诗中是一个客体，是诗人的描写对象。从诗歌文本看，山水诗中的自然意象是一种纯粹的意象，能指即所指，“明月”就是明月，“清泉”就是清泉，完全是自然的兴作和呈现；在抒情诗中，自然意象是一种象征意象，作为某种观念或情感的象征性符号，它指向自身以外的某种本体。

也许并非巧合，中国古代山水精神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找到了它的回响。庞德说：“剔除事物的象征意义，事物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象征，是一只鹰就叫它一只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有一句名言：“没有观念，只在事物中。”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山水诗本质的又一种表述。

（摘编自胡兴《山水诗的一般品格》）

生态文明被看作是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生态”原是指排除人为因素的环境,20世纪下半叶,生态的内涵从以生物为主体的自然生态范畴拓展到连同人类在内的自然-社会生态范畴。“文明”是一种社会实践,代表社会的先进程度。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从人本身的发展需求以及对于自然生态内在价值的认同出发,实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涵盖人类在内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生态文明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指向。

在环境运动和环境改革中,西方诞生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面对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不断爆发的生态问题,从对制度批判角度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有着不彻底性。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其改需要对西方现代化的理念、模式进行反思与超越，走出一条推动社会发展向生态化转向，符合生活文明要求的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道路。

制度是将社会系统的发展推向有序的一个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完备的体系架构与独特的政治优势,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恰好提供了通过制度建设完成社会现代化的可能。对于生态制度变革,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制度制订当中的主导作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当中,政府需要将环境要素置于政策制定时所要考虑的问题中心,将环境与经济产业政策相结合。市场及经济行为主体都被看作是生态重建的重要承载。企业是经济的行为主体,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激发经济主体在生态市场上的活力,针对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因利润驱动而忽视环境利益的做法,切实转变企业以往对自身环境职责的认知,牢固树立保护发展自然就是保护发展生产力的观念。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属于政府主导型推进,包括邻里、社区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参与度不高。第三方力量具有连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是连接生产和消费部门的重要纽带,这种连接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生态转型,灵敏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生态现代化的程度。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模式应更多挖掘第三方社会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就是技术发展的过程,技术创新也就成为文明更替,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推动力。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传统技术极致发挥的过程,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借助传统技术将经济活动逼近环境承载极限,实际上,技术应用所引发的生态问题正是技术发展不完善的表现,绿色技术创新重在推动传统技术向绿色技术的转化,它是绿色理念对技术的融入,在技术设计之初将保护环境的理念作为技术发明、应用的价值预设,确保经济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持续发展。

(摘编自薄海、赵建军《生态现代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