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客

赣州龙南客家的关西新围是我头回见到的“围屋”，它有着偏居一隅，自成一统的巍峨，以及蜜蜂营巢般的严谨﹣﹣看过从天空俯拍的圆型围屋图片，正如一个巨形蜂巢！“其方、圆式围楼结构和堂、横屋纵横交织的综合性大型建筑形制，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风水意识。”﹣﹣建筑往往是通向历史与文化深处的路径，每块砖，每根梁椽，都暗藏着社会与历史形态的密码。

在这样的建筑中，安居着客家人。

秦汉以来，几乎每次王朝更迭的背后都有大批迁徙的身影。两晋至唐宋时期的战乱饥荒，更造成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五次大南迁！他们扶老携幼，挥泪作别故土，避居于南方的荒野陵谷，由此有了中国迁徙文化中浓重的一笔﹣﹣客家文化。

从一些客家人身上，似乎可反映这个民系身上的特点：勤勉，倔犟，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拗劲，同时还有着未雨绸缪的精明与安危意识。血脉是性情的策源地，被强大基因辖制的性格分子，无论怎样飞溅四溢，最终，仍会呈现出源流的特征。

这座关西围屋，主人是当地名绅徐名钧。清嘉庆三年他开始找名匠建筑此围，历时二十九年峻工，是赣南现存五百多座客家围屋中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一处。整体结构像个巨大的“回”字，中间的“口”字部位是围屋的祠堂，也是围屋的精神核心所在，以其为中轴线，遵照礼制依次分布着不同等级的厅堂，由天井、连廊和夹道串联，体现着莫大向心力。

整座围屋充满强烈的家族意识，散发着森严、自洽的气息。进来参观的人，即使踩着最轻的脚步，都有几分像贸然的闯入者。

客家人，这群因大迁徙而啸聚一处的中原族裔，何以在南迁过程中，生出了一呼百应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质文化？行走于围屋之内，这种发问无处不在。

五代十国以降，中原文明屡遭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加之宫廷朝政倾轧，动辄殃及池鱼，大批中原失势的贵族和流民自此踏上南迁之旅，无形中，他们担负起赓续文化的重任（至今，中原古音的客家山歌仍在老辈口中吟哦），中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而这文化也在离乡背井之后才愈铭心亲切﹣﹣此时的故乡已虚化为一种惟借助于文化符号、民俗礼仪才可复现的集体记忆。

中原客所引入的儒家文化显示了其强大的异类教化和秩序构建力。在儒家纲常架构起来的社会当中，合作与秩序替代了对抗与机会主义，尤其是在个体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各种动荡的年代，儒家力倡的以族系血脉和宗法伦理为主旨的文化显示出其强大实用性！

围屋，即是这一文化的充分彰显。

“安居”一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表征，安居才可“人和、意顺、神畅、福至”。“途中”意味流离失所，意味未知凶险。北宋《云笈七签》曰：“譬於器中安物，物假器而居之，畏器之破坏，物乃不得安居。”﹣﹣这和人与屋的关系一样，人是物，屋为器。器不安，物何置？对辞别故乡，辗转上路的中原客来说，迁徙中的漂泊之感更加剧了他们对安居之所的向往。一旦有能力起屋，那将是迁徙中对安顿之梦的践行！坚固，齐备，世代居于其中，外坚内和，尽享天伦。

到了明清时期，中原客们使大约五百座围屋在赣南大地拔地而起！青砖筑起的厚围墙，围墙上建有可射击的炮楼。围墙之内是自成一统的家族，在琐碎日常生活外，亦完成着宗教、议事与附骥励志等功能。

这些维系着同宗血脉的客家围屋，首尾相连，自成一体，在每座围屋的中轴线上坐落着供奉着祖先的宗祠。敬祖穆宗本是儒家宗法的基本要义，在必须借助团队力量才可生存的年代，这种建构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群居乃是一种关系最为稳定的组合！

对每一座围屋，“家族”是建筑灵魂所在，带有牢不可破的宿命与天成意味。围屋的每间屋子朝向中轴线上的宗祠﹣﹣围屋的建筑形式加强着成员们凝聚力。

在“聚族于斯”的氛围里，“家族观念”烙印一般，成为成员们的精神自觉。

时代变化，“聚族于斯”不再是呕心沥血的宗法理想，相反，成员们四散天下，去国他乡才彰显家族的活跃与能量。

“客”具有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客”在中国古诗词中是个出现率颇高的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更是定格了“客”在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

“客家人”，在这称谓中贯穿着命途的坎壈（lǎn）之感，即使境遇通畅，这个“客”字总显得有些“生活在别处”。而围屋便是变“客”为“主”的践行！一座围屋即是一户客家人的堡垒，一处精神的框架，一根心魂永系的地平线。甚至在建材中也渗透着“客家人”未雨绸缪的安危意识：围屋的内壁常以糯米或薯粉掺入，不仅增加墙体黏性，饥馑之年还可充饥。此外，围内还设有储粮暗井，灭火装置，有些围内的井中养活鱼数条，防人投毒……

这些严防死守的安全设施之外，亦有怡情遣心的庭园戏台，可供吹笛引鹤，比如徐老四的关西新围内。戏台今已萧然，但可遥想当年围内如何在乱世风云里另有一番桃源之逸。 这世代安居的梦想业已消散！在关西新围及其他围屋中，现居的只有寥落老者，前现代乡村的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板块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面积漂移，城市飞速扩张，田园次第荒芜……

当年，宋朝在登记户籍时为与“土著”区分，将客家先民登记为“客藉”，后衍变为客家。而今，迁徙已成最普遍的人类生态，从乡村出走，从县城出走，从二三线城市出走，从此岸向彼岸出走，去往GDP的更高处！在当代的巨幅地图上，布满错综频繁的流动与迁徙……

对一个城邦而言，客与主已然混淆，谁为客，谁又为主？到处是摩肩接踵的行客，“我族”的概念渐消遁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形式里。

离开围屋，时近黄昏，夕阳为这排建筑留下浓重廓影。白发老妪立于槛边，她身后的围屋宏大，幽深，依稀折射出朗朗家训及隐蕴笛声。

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宋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井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有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哪个朝代最适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适合普通人的文化娱乐。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搏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超越了唐代。唐代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节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美丽中国”不能雾霾重重

①1978年以来，中国______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____持续30年以上时间9%的年均GDP增长率也超过了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时间。显然，持续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为实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

②但是，超高的经济增长同时带来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早在200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编写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就尖锐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 一8%．但这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资源消耗、尤其是对环境因素影响巨大的能源消耗一直处于“亢奋”阶段。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成为世界第一。研究表明，中国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自然界已经不断发出警报：荒漠化扩展、耕地流失、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加剧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生态环境维持经济增长正在、或者已经达到负荷极限。

③从雾霾的成因看，除了天气本身的因素外，主要就是与排放的各种污染物有关。而各种排放污染物与GDP密切相关。GDP首先造成制造业的一次和二次污染，特别作为能源消耗大国排放的污染物成倍增加就难以避免。各种排放污染物也与GDP和收入增长有关。当收入随着GDP大幅度上升的时候（当然是好事），生活消耗也大幅度递增，甚至超过了收入增长。例如，在中国，2012年与2002年相比，GDP增长了1.5倍，而汽车生产和销售同期几乎增长了5倍。当汽车尾气等排放的污染物，在地面灰尘大、空气湿度低，地面的人和车流使灰尘搅动起来的时候，雾霾就难以避免。此外，空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功率越来越大，使用越来越频繁，热度与冷度越来越离谱。这些与GDP密切相关的能量消耗和同步的污染排放，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警告甚至惩罚。

④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贯穿于人类发展史。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对自然界“改变”越来越多——人类甚至试图控制自然来为自己服务，但实际上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正以新的形式出现（例如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短缺”和“疾病”），自然界对人类欲望的限制客观存在无法改变。自然界熵增现象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人类必须尊重自然，才能维持人类社会长久发展。

⑤近年来中国在力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结构，保持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从思想观念上和行动方式上真正行动起来，否则将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要改变社会发展的观念、要真正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科技进步并不能改变人类属于自然之根本。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解放了人类的体力甚至脑力，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科技进步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改变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根本。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发展方式上，特别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真正贯彻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⑥还有两点也很重要。一是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新认识。中国是否应该、是否有能力、有必要去做这个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值得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研究、论证；另一点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问题。现在许多产业在“调结构”的大旗下，正不断向西部转移。而这些产业为东部地区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东部地区环境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而如果不在节能减排上下功夫，西部地区未来就有重蹈覆辙的可能。一旦广大的西部地区也像现在的中、东部一样雾霾连连，将十分可怕。

⑦“美丽中国”，绝不能雾霾重重。

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城市，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谓。在我国古代又有都城、都下、京师、京华、帝京等多种称呼，1927年以来则习惯称为首都。虽然在我国“首都”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对国家都城的建设和经营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核心的首都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是中国古代首都观的基本内容。按照《周礼》的说法，天下之中所在地，就是夏至时八尺之表影长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因为天地合于此，四时交于此，阴阳和于此，为百物阜安之地，所以最适合建为国都。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对此，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建都于天下之中，居中而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和历史传统。后来的王朝虽然各有其都，但总是将其宣称为天下之中并努力将其营造为天下之中。比如明清时期分别在北京城外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上修建改建了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作为郊祀的场所，通过四郊的确定将北京城置于“中央”的位置，进一步突显了天下之中的地位。

象天法地、象天设都成为营建国都时的一个重要法则。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修筑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和范蠡修建越国宫城时均已采取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法则，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也都按天象布局。象天设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象征着国都和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包含着对德治天下的期待。诚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首都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汇聚多种礼仪场所的祭祀重地。《周礼》提到营建国都的理想模式时也说一定要有祭祀场所，即“左祖右社”。从实际情况来看，秦朝及西汉中前期以前，祭祀场所并不集中在都城，而是分布在广泛的区域，皇帝需要长途巡行才能完成祭祀活动。汉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提出应当重视都城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于是在长安南北郊营建了祭祀天地的场所。这种将最重要的祭祀场所集中于国都的做法，大大提升了都城在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地位，首都的神圣性和特殊性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和彰显。

首都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在古人的心目中，国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祭祀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明代梁潜说：“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这里的首善，一方面指最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方面达到一种比其他地方都要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首先好，即国都在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方面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为此，古人特别强调应该率先厘正国都的风俗，提升国都的道德水平，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选址于天下之中，象天设都，京师为祭祀重地、首善之区等构成了中国古代首都观的重要内容，其中既突出和塑造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与威望，也体现着古人对中正和谐的崇尚，对首善有序的追求。

(摘编自张勃《中国古代的“首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