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素描被引入中国的造型学领域，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发生了很大变化。山水、花鸟画还可以保持原有的造型特征，而传统人物画原有意象造型法逐渐转向写实技法，其中素描教学法的引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绘画造型学角度考察，白描和素描分属东西两大绘画造型系统，两者在描绘物象达到造型目的方面有着共同作用，但两者所秉持的理法精神不同，进而两者的审美取向大有异趣，素描与白描无论在视觉方法、表现方法、情感表达及文化内涵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早在20世纪中叶，进行中国画人物画造型基础训练讨论时，画家们对素描可以作为中国绘画（主要是中国画人物）的造型基础的观点大体上无异议，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平衡素描与中国传统造型基础----白描的关系。一些画家从中国画传统造型基础特点考虑，对中国传统白描与西方素描，从概念到形式都进行了比较分析。

传统画家潘天寿先生指出：“我国向来称为白描的一种画，就是用毛笔墨线勾描对象的轮廓，作为绘画的大结构，是画的骨子，也可以说是尚未填彩的画（填了色就是绘画了）。我一直觉得中国画造型基础的训练，不能全用西洋素描的名称。但是在讨论教学方法时，有人说素描也可以画白描、双勾，因此中国画造型训练的课程名称，也可以用素描二字。”潘天寿从概念的角度把传统的“白描”与“素描”加以比较，他的用意还在于解决当时中国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种分科的造型基础教学问题，他本人以花鸟、山水画见长，而当时浙派中国画人物画正在探索阶段，一味追求西洋素描的技法，用笔墨作为表现形式，这在很多方面是存在矛盾的。而山水、花鸟画笔墨形式可以独立成章，可以不画西洋素描，山水、花鸟画造型更重中国固有的哲理，而不注意更多的科学观测方法。故而，潘天寿反对“西洋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西洋素描就是享写自然利学的方法”等论断，但就现代中国画人物画造型训练而言，素描在造型基础训练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有深厚西洋绘画背景，精通西洋素描画法的画家们，在肯定中国画传统造型基础的同时，对素描的理解有着更宽容的态度。舒传熹先生早年留学德国，深谙素描技法，而回国后又醉心于中国画的创作，人物、山水、花鸟都有独特的面貌风格，他认为：“在我们中国，虽然起先没有素描这个名词，但这一绘画形式仍早已在在了的。我们古代叫‘线描’‘白描’或‘双勾’，草图叫‘粉本’，从性质上讲与西洋的素描没有两样，也是一种‘朴素的描写’，只不过是素描形式方法有所区别罢了……”显然，从性质与表现形式上，舒先生认为素描与白描是一样的，他如此理解是因为他经过长期素描训练造型的实践，并未考虑中国画造型方面的分科因素，是单从造型学的角度去理解素描，把素描视为与传统中国画的造型基础训练的白描有同等性质的概念，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

（选自汪荣强《略论中国画人物白描与素描》，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将面世,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据悉,英文版《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伙”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对于南方居民而言，竹子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以竹子为主要原料的工厂、作坊星罗棋布。有的地方以竹林、竹楼和系列竹产品开展旅游业，游客云集。其实，在远离竹林的北方，也是须臾离不开竹子的。吃饭的竹筷，铺的竹席，织衣、烤肉串的竹针，剔牙的牙签，居室的竹帘，真是俯拾皆是。至于工程用的脚手架、跳板，打鱼用的桅杆、网竿、撑竿，竹篙，萄萄、豆角、黄瓜、西红柿等作物用的架竿，大多是竹子。就连我国最北部边境的黑龙江里，也有上下漂流的竹排。所以，从竹子的使用范围之广来说，把竹子叫作“中华竹”是再恰当不过的。

把竹子称为“中华竹”，还因为竹子是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载体，包括礼、乐、书、数、兵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场《灿烂文明》中最精彩的一段当属竹简操了。演员们手持竹简表演，精彩绝伦。这竹简便是用竹片穿成的书一一中国最早的书。“韦编三绝”里的“编”，就是孔子读的《周易》，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在一起的。后来的“四书”、“五经”，都是竹简书。再说乐，古代的音乐被称为“丝竹”或“管弦”，这里的“竹”和“管”指的正是竹乐器，包括笙、管、笛、箫等。书法更离不开竹，用竹管插上兽毫就是笔，“用笔”又叫“握管”，字当然要写在竹子上，成语“罄竹难书”由此而来。算术用的筹是竹子做的，由“筹”发展到“筹划”，再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足见“筹”的重要。兵指的战争，战争的主要武器——“箭”， 就是竹子做的，字义从竹而来。最早的盾、云梯、陷阱都高不开竹，现代的竞技体育有好多项目未自竹，如跳高、撑杆跳、射箭、漂流、竹竿操等。在古代建筑中，把竹跟石灰、砂浆混合使用，创造了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耐久的建筑奇迹，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成语词典里，带“竹”字的词非常多，诸如“胸有成竹”、 “竹报平安”、“势如破竹”、“竹节松贞”、“有梅竹马”等。文人墨客的诗文书画，好多以竹为题材。刘禹锡的“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王环”，白居易的“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都是咏竹的佳句。郑板桥则终其一生以画竹为乐趣，他的《竹石图》中“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到生时是熟时”的诗和画堪称”双绝”。如今，以竹为題材、背景的文学作品、绘画、工艺品、编织品、装饰物比比皆是。带“竹”、“筠”、“汉卿（汗青）”等字眼的人名更是无法统计，关汉卿用戏剧为民请命而千古流芳，张汉卿以兵谏救国而青史留名。陶渊明笔下的“良田美池桑竹”，是世外桃源的自然特征。“竹林七贤”竹林中饮酒赋诗吹管潇酒一生。儒、释、道的布经传道场所大多选址于竹林，他们都以竹的精神品格而自省、自悟、自喻。难怪观世音菩萨的对联也用了“碧莲台上主，紫竹林中仙”。

（选自郑德优《中华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