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明清时期契约文书数量多种类丰。各类契约文书的规范化和格式化，意味着民众的契约实践及由此建构的社会秩序与运作机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普遍化和统一性，形成了跨地域和制度化的特征。

传统中国契约基本框架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性质的契约。从先秦时代的盟誓或盟约，到秦汉以降的约法，如《约法三章》《约法十二条》等，均为统治者单方面向民众宣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约”。二是私人之间通过合意缔结的契约。其种类和内容基本覆盏社会生活各领域，婚姻、交易、借贷、合股等以私人合意来建构社会秩序。三是介乎前两种间的具有建构共同体功能的契约，如家族或宗族、村落、商行及会社等制定的“约”。它们既有倡议者单方面宣示的“约”，也有参与者共同合议的“约”。这种类型的“约”，不仅具有支配性与合意性的混合因素，还体现了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交叠的结构特点。就此而言，明清中国除了有通过法律建构与维系的身份社会，还有一个建筑在契约制度和礼俗习惯上的民间社会。因此，传统中国无疑是一个集身份、契约、礼俗于一身的复合社会。

这种民间契约秩序的形成有其原因。

其一，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小家庭为政治基础（赋税徭役）和社会基础（秩序结构）的局面。这种小家庭“共居同财”和“敬宗收族”，体现了法律及伦理的双重要求，唐宋以降“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普遍存在，但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竞争和经济交往，仍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基本特点，是婚姻、田土、钱债、合股等常规契约得以滋生的领域。而笼罩在小家庭之上的宗族和以家族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则成为法律难以深入管治的领域。于是，用以填补这一领域的宗族和村落层次上的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便运用而生。

其二，朝廷“基础权力”相对薄弱，不具备深度管治基层社会的能力，难以为民间契约实践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朝廷正式权力止于州县，州县在人员不足、经费匮乏及交通阻隔的情况下，官府根本不可能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对私人空间进行深度管治，从而给基层社会留出了活动空间。

其三，朝廷疏于制定婚姻、田土、钱债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法律典章，缘于没能力严格执行采取“抓大放小”的治理模式——严格管控命盗犯罪，相对放任囯土细故事宜。这种治理模式的形成，有社会自生自发因素，也有朝廷自觉撤退因素;表明朝廷不愿意也很难制定全面规范契约活动的法律。明清里老介入解决婚姻、田土、钱债等纠纷，主要依据契约协定，情感、礼俗、惯例等也是重要参考。官府通常采取“民不告，官不理”态度，仅在私人契约发生纠纷而提起诉讼的场合才会适度介入。即使民告，官也未必理，很可能将案件推给民间社会，让其自行解决；即使官理，也往往采取“调处息讼”方式解决纠纷，而非依法裁判。

明清时期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成为建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措施，贴近生活实际，有其独特地位、功能和价值。

摘编自徐忠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