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惊蛰春始开

雨辰

当蓄势已久的第一声闪雷划破早春的夜空，悠荡于旷野中的那一阵阵季风便日渐和畅起来，薰梅、染柳、催桃，土地变得松软了，冬眠昆虫蠢蠢欲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惊蛰，好似一个万物复苏的动员令，天地之间的浩瀚生机突然勃发，春天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个时候，天色如孩童变化无常的脸，或阴阴晴晴，或细雨蒙蒙，水汽的悄然升腾驱散了料峭轻寒，小草为大地铺展了浅浅绿意，一种清新、温润的气息在四周弥漫，让徜徉其中的你，感觉浑身通泰甚至有些许迷醉。在某些地区，春的步履姗姗来迟，然而“冻雷惊笋欲抽芽”，地下的植物已被唤醒。这一切无不表明，“春到人间草木知”。

在江南水乡，“天开地辟转鸿钧”，万干条抽芽的柳枝经微微春风的吹拂，越发轻盈柔美，一片片鲜绿从芦苇丛的枯枝败叶中蹿出来，贴地而长的荠菜、马兰头、艾草、泥胡菜，仿佛一个个玲珑的乡村女孩，争相点缀着千里沃野。

此时，行走于园林绿化带或杂草丛生之地，还得提防害虫的侵袭。在江浙的某些地区，惊蛰到来之际有除虫习俗，人们把随带的扫帚插到田间地头，以示驱除虫害保护庄稼之意；或者在自家墙基、畜栏、厕坑等处撒上石灰末，在果树下满上石灰水等等。记得少儿时代常听家母念叨：“金（惊）蛰银蛰，人吃狗食。刚出洞的蛇虫百脚是顶顶毒的！你可要当心哪！”

那时候，我们全家居住在一座墙院里，步出后门即是与菜园相连的一个池塘。原本静静的水面，到了惊蛰，就会稀稀落落地响起蛙鸣，轻轻的，听起来像在敲着蒙布的小鼓。深潜水底的鱼儿，偶尔也会浮游上来，一甩尾巴又不见了踪影。耕耘菜园，铁耙翻起的蜂窝状泥块上，能看到好多条蚯蚓像幼鳝一样激烈地蹿跳。公鸡打鸣似乎也不择时间了，冷不了会拍动双翅啼叫起来，跃跃欲飞。在隐蔽的墙脚边，还可发现蛇不知什么时侯蜕下的皮，软不拉耷的一条，孩子们见了惊得大呼小叫。万物跃动争早春的态势正在生动地上演着。

向来靠天吃饭的农家，诚然不会在这晴雨交替的时光只顾陶醉于人间春色而坐失耕种的良机。在长三角地区，此时普遍一派“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之光景了。犁田的机器轰鸣声、锄地的人声、高处的广播声，已在田地里喧腾起来。小麦大多已经拔节，青青油菜即将开花，禾苗茵茵似绿色锦缎，一片又一片，在艳阳的映射下鲜亮夺目，农谚道，“九尽杨花开，农话一齐来”“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得歇”。此时，施肥、培土、适时灌溉对于农作物的长势是十分关键的，而同样不能有丝毫疏忽的还有对秧田的防寒措施。如能将这些环节真正把握好，加之风调雨顺、农家期盼的一年好收成就不会是梦。

惊蛰时节，虽然还没有百花争艳，没有燕舞莺歌，但它是春天的使者，引领人们去捕捉春的诗意，去理解生物的奥秘以及“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意义。

（《光明日报》2018年03月10日15版）

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国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未解决问题，积极水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忱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囯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摘自《光明日报》

孝子培养不能舍本求末

郁喆隽

《论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的话提出谈论“孝”的两个重要方面：“孝行”与“孝心”。有了孝心自然会有孝行；换言之，孝行是孝心的自然流露与结果。孝心是本，孝行是末。

近日媒体报道，某学会近日启动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主要针对4-6岁儿童，辅以考评、证书和跟踪等手段，计划5年培养百万孝子。此举恰恰是在培训儿童短时段的孝行，而忽视了长时段的孝心培育。此外，在该工程的推广和宣传中，充满了大工业时代的词藻、语汇和思维。它自身好比是一个批量生产孝子的流水线，而那些儿童孝子就是它的产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保质期有多久。

孝的教育应当培育“孝的精神”，即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内在化到青少年心灵中。而那种将教育视为工程的技术思维，仿佛将“孝”视为人的一个“插件”，通过短时间的“加工”即可外在地获得，并且终身有效。这种教育理念上的偏差，导致该工程从一开始就有舍本逐末之嫌。没有孝心的孝行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将“孝心”还原成“孝行”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恰是这个时代鲜有孝子的深层原因。

社会化理论指出，由特定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执行的狭义教育，只能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一部分作用；很多其他环节，诸如家庭、亲友、邻里、社区、媒体等广义教育，都可能对青少年的社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社会化的偏差。单纯狭义教育不是培养出“孝子”的充足条件；只有广义教育的每个环节都对了，才能培养出“孝子”。这类似于所谓的“链条原则”——链条的整体强度取决于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当链条被扯断的时候，断裂的永远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家庭对社会化的作用是最大且不可替代的，因此被称为“首要社会化”。从近几年的案例来看，家庭恰恰是上文所述的培养孝子过程中最长、也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今年3月，刚下飞机的男青年汪某因为母亲不能向他提供留学日本的费用，在浦东机场拔出两把尖刀刺伤母亲，后被媒体称为“机场刺母案”。庭审中汪母表示，自己为了工作需要长期出差，与儿子的沟通出了问题，而且平时也不注重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可怜人也有可恨之处，汪母既是受害者又是其子行为失范的责任人。培养孝道的主要领域是家庭,家庭中的示范、榜样对青少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孝道之所以能延续，其实质乃是好的父母与儿女相处关系在家庭中每一代人身上的重新体悟和建立。以此观之，由某个家庭之外的机构来执行“孝子培训”，不仅在其有效性上值得怀疑，而且有越俎代庖之嫌。

公域（社会机构）对私域（家庭）的直接干预本身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副作用”。一个外在的孝道规范，将抑制每个家庭直接参与对“孝道”的现代诠释，从短期来看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干涉了家庭的自主性和孝道的可持续性传承。

笔者无意质疑“孝道教育”在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但要时刻注意“入门须正”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道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传统艺术创作强调“意在笔先”，先构思，再下笔。但实际创作中，创作可能受“鬼神”牵引而行，完全另辟蹊径，走向一个完全“另类”的逻辑。这个牵引艺术家创作的“鬼神”，就是直觉。

直觉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它潜伏在人类意识深层，在人类自觉的意志和意识控制之外。受到某种特殊的心理诱因或视听感觉触动、诱发，它会突然神光闪现，隐秘甚至诡异地出现在意识表层，主导人类思维。直觉有由内而外、直接、突发、稍纵即逝、非逻辑性等特点。历史上，有无数例证可以证明“直觉思维”的存在，在科学、艺术、生活等领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因此，有心理学家把它称为人类视、听、嗅、味和触五个基本感觉之外的“第六感觉”。

艺术直觉同样存在于书法创作中，并且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书法家临池挥毫，虽然自己事先打了腹稿，有了“运用之方”，但下笔触纸瞬间，宣纸上的黑白空间格局、关系就产生了。“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画面的存在，立即生成了自己的“延伸逻辑”。因此要往下写，就不能按原先的腹稿，必须“信属目前”，尊重眼前“视觉反应”的呼唤。这时候书法家不可能停笔思考，分析，判断，因为那宣纸沾上水墨，瞬间四下奔散洇发，你任何一个心理停顿，都会在笔下留下痕迹，甚至导致作品毁坏。所以此时就必须依靠“直觉”，跨过信息输入、大脑运算和判断，直接跟着感觉走。这时候你的心就是你的手，你的手就是你的心，“幽思入于豪间，逸气弥于宇内。”（张怀瓘《书断》）“直觉”引导艺术家实现理性状态下无法企及的艺术创造性超越。

西方部分心理学家常常强调直觉的不可知性，认为它似乎是某些人的某种神秘本能。笔者以为，先天的因素应该存在。因为近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遗传基因是人类不同地区和民族生理、性格和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精神分析学说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为进一步探究人类不同民族、家族的思维模式差异的成因，别开思路。另一些科学家则强调后天因素的影响，认为长期的职业训练，是某一人群形成特殊的直觉能力的主要原因。那种“直觉”引导下产生的迷人的自由创作境界，于长期艰苦执著的技术训练。因此对于学书者来说，既然影响“直觉”形成的两大因素——基因遗传和家族“集体无意识”都不是我们自己可改变的，那么我们唯一可努力的就是自己的勤奋与执著了。

(郑晓华《书法创作中的直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