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老年群体的日益扩大，面向维持生命、提高幸福感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越来越大，市场消费规模日益壮大。由于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家庭结构出现了小型化、高龄化趋势。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养老方式的变化以及老年人消费方式的转变，这从另一个方面催生了养老服务需求呈井喷式增长。

养老产业是一个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产业辐射面广，直接涉及的有养老服务、养老用品、老年医疗、养老地产，养老金融业等，同时，还对上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如建筑、交通运输、科技、文化教育等产生强大的拉动效应。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除采矿业和国际组织没有直接涉及外，其余18大类产业都有涉及。随着养老产业的形成和完善，养老产业板块将辐射到各行各业，“银发经济”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养老产品的消费量也将不断攀升。按目前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来测算，要满足其基本的家政、医疗保健服务，将产生1．3万亿元的产业规模。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将达到3万亿甚至4万亿，增长速度为年均11－15％，远远高于目前的GDP增速。因此，养老服务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是政府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就业的重要法宝。

（摘自《我国养老市场分析及产业打通），搜狐网2017年10月9日）

材料二：

2017年十九大报告“健康中国战略”中，重点提出了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2018年9月国务院发车布《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再一次提出推动医养结合的发展。

医养结合是“医”、 “护”、 “养”三元合一的创新型养老模式，为健康和患病老年人提供了全面、综合性支持。其中、“医”是指医疗康复保健，具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服务” “护”是指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 “养”是指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医养模式是集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为一体，将养老机构和医院功能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

（摘自《（医养结合才是最有前景的养老模式》有改动、搜狐网2017年12月17日）

材料三：

按基本标准建设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医务室、至少应有一名工作满5年及以上的执业医师。若执业医师超过一人，至少要配备一名中医类执业医师、至少有一名注册护士。每增加100张床位，至少增加1名注册护士，至少有一名康复治疗人员、护理员的数量与注册护士之比为1：2.5。但全国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量达1000万，，从事养老护理的人员却只有20－30万人。养老机构中护理人员的流动性大、年龄偏大，学历低、技能低、收入低，养老机构普遍存在“人难招、人难留”的问题。

与提供以养老生活服务为主的普通养老机构相比，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居住环境更好、医养结合服务水平更高，因此导致此类机构收费也较高于普通机构，这就与机构所服务的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不相符。如北京首家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恭和苑养老院根据选择户型收费标准分别为7800元/月、9800元／月、12800元／月。各地区医养结合机构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2～3倍甚至更离，大多数老年人都难以负担。

（摘自《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有改动，中国公共卫生2018年10月）

材料四：

目前中国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缺乏优质医疗服务问题，许多养老机构采用医养分离模式，老人奔波于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来回不方便。虽然近年来推动医养结合发展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但医养结合的进展仍然比较慢，一方面由于“医”和“养”是两个独立行业，监管主体不同，相关标准难以协调统一。目前我国对这类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设施标准、收费标准、法律关系等方面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我国医疗机构归属卫生部门管理，而养老机构归属民政部门管理，对于医养结合模式的养老机构受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医保部门等多政府部门的管理，面对这种多头管理，已有的扶持政策都很难落实。另一方面是医养结合服务的盈利难度较大，由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公益性福利性强，难以吸引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我国目前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低，因此机构要实现盈利所需时间长。筹资渠道不畅，投资回收期长，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养老机构积极性不高。机构仅依靠老人支付的养老服务费用、政府资金和财政补贴等筹资渠道，难以维持长远的发展。

随着养老机构市场准入开放，以及公办养老机构民营化推动，更多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将参与到养老市场，探索符合中国市场的医养结合模式。

（摘自《2019年中国养老产业全景图谱》，有改动，动脉网2019年2月10日）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小区里的陌生人社会

小区是中国城市最小的行政区划，像村庄对于农村一样，但小区因普遍的陌生感而未像村庄那样成为一个怀念与寻根的思想空间，小区居民甚至有意淡化它的祖居地意义。很多人在小区里出生、成长，获得情感、理性和审美需求，但这个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里是一块空白，刚出现就消失，不会被文字捕捉，也就不会成为历史经验。

小区的日常生活在国家视野下是微小的，但微小不是簡单，它们处在政治文化的深层，属于历史中的长时段领域，与个体感受和心理密切相关。国家意志出现在各处的宣传栏里，个体生存压力催生的冒失行为不断占据它的领地。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会遇到困境，即政策对于本意的背叛。小区中部空地要重新规划，去掉路面，刨坑栽树。施工前，居民与施工方产生对抗。这是政治意志在小区里的状况，其中有底层政治文化的特点。

小区内部的社会力量是分散的，分散状态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而且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保护着陌生感不受干扰。熟人见面时的简短沟通不只是肤浅的语言交换，而是两种道德观或知识结构的碰撞。陌生人的相遇在这个机制之外，他们有保持沉默的责任，对于美的东西要沉默，对于恶的东西也要沉默。这种品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其能给予制度改革以最大的宽容，并以个体牺牲以及牺牲后的忍耐化解社会不公引起的破坏性冲突，但它也加深了小空间里的陌生感。

围观经常在小区出现，围观出现的地方意味着公共意识的稀缺。小区北侧有一家饭店，因违规用地，政府派来拆迁队，一个围观现场迅速出现。一部分人是小区居民，他们属于利害方，自己也有违建情况，在观看时判断政策的力度，并决定怎么办。一部分人是废品收购群体，二十余辆三轮车停在周围，车上的小喇叭暂时安静下来。另一部分是路人，他们挤在人群中等待着让人惊奇的意外。围观像个游荡的精灵，哪里有好奇哪里就有它，它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转眼无影无踪，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以观赏者的身份出现，以陌生人的身份离去。

小区在统一国家的荫护下平安无事，人来人往，一双双眼睛不断地观察、反思、沉默，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模式，个体知识变得复杂，尽管相互之间有相似性，却没有沟通的可能。它们各自躲在一处，从萌生到无限复杂，最后随着人的死去而彻底消失。情感的隔离强化了保持陌生的愿望，陌生感因现代人口的流动性而更加深刻。一群住在一起的人不能形成一个具有沟通性的情感共同体，却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广阔的地域里，陌生人社会的概念并不存在，因为地域越广阔，陌生状态就越自然，对于一个小空间却不正常，一旦失去国家的荫护，它将是一堆碎片。

陌生感使个人将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家庭，家庭过度占据私人空间，并造就了封闭的家庭知识。这类知识有多重结构，包含理性和情感因素，以及道德和审美因素，它有时会遵守法律，有时会隐秘地对抗法律，它在历史之内，又在历史之外。同时，陌生是拒绝关联性的公共状态，公共道德感的脆弱，道德评价的集体场景消失，个体的自我认同感更加坚定，也更加固执，以至于拒绝外来观点，在人群中孤独地生活。在小区广场上锻炼的人身处公共空间，却缩在个体心理世界里，在那里闲聊的人表面上身处公共空间，但他们话语分散，没有主题，偶尔沉浸于谣传中，他们是在消解无聊，而不是享受现代公共生活。社区意识在这里生长缓慢，甚至不会成形。社区意识是个体之间源于制度或情感的共生关系，小区里存在这种关系，却被人忽视。这种忽视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的，正是这种无意性决定了社区意识以及小区自治的困境。在小区里经商的人定期纳税，税款进入公共财政，又分配至小区旁边的事业单位。在这里工作的人以为自己受国家供养，而不是身边的某群人，更不是某个人。这本来是隐秘的委托关系，有人缴税，有人履行公职，确保社会正常运行，但他们相互陌生，隐秘的委托关系受到冷落，关于公共权力的契约流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