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人们打量儒家的眼神，近代以来一边倒的负面印记得以洗刷，儒学的声誉和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改革后，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和意识形态的紧张对峙中逐渐地舒缓过来，儒家符号也从以往所附赘的种种污泥浊水之中拔举而出，向着正面的、健康的方向大踏步地挺进。在这种新形势下，儒学发展的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它既不认同现代主义，也批判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西调和主张，而是开辟一条新的回归传统的路，我们姑且称之为批判传统主义。

这种思想主体性的转移，显然是在经历过现代化洗礼之后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不简单地拒斥现代主义，而是在现代性的泥淖里摸爬滚打了一番之后，抖落一身征尘。批判传统主义对现代主义做了很多深刻的检讨，认为现代科学的状况是受到理性主义者傲慢自大的损害，理性主义汲汲于外部世界的征服和人类社会的控制，而日常生活却严重地科层化和流于精英主义，人类普遍地精神性日渐萎靡。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各种暴戾的现象层出不穷，理性之设计和安排则捉襟见肘、应对乏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和知识权力，反而可能成为对自然与社会施暴的渊薮。在主流文化形态以外的民间知识和传统智慧被彻底地边缘化。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漠视其他方面的人类潜质，对生命的意义和日常生活方式，要么是关注的太少，要么是随意的规划与支配，人的存在成为各种力量拨弄的玩偶。批判传统主义在面对现代性的姿态上，与主张调和的一派稍许相像，其理性的分析立场可以看作是对西方的情绪性拒斥的轻微调整。

但批判传统主义并不重视融合的方式，甚至不认同中西会通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体，必须回归到自己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是基于特定的文明传统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其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所属成员的思想变化是有其自身轨迹可循的，不因时代的改变和评价标准的游弋而彻底丧失掉认同感。

从表面上看，批判传统主义仍然延续了求援于传统的策略，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复旧感。但实质上，这一新的思考和相关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沿的动向，是建构传统，而非简单地重回旧的历史。哈贝马斯说：“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批判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它的语境已不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倾慕、拜服和对自身文化的反观自省，而是试图跳出中西对立的格局，在新的全球化版图中重置中心与边缘，将儒家价值的普遍性和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放在同一平台上来衡量。

（摘编自景海峰《警惕当代儒学走向极端：排他、自大和宗教化》）

安贫乐道法

鲁迅

①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②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③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④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⑤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⑥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⑦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①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②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③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④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置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生成自豪感和羞耻感。否则，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传统的对天的信仰、对共产主义信仰、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衰弱。

⑤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