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 鉴

何一飞

隐逸斋是做玉器生意的。老板姓陈,叫陈若尘。原是历史老师,不知什么原因,辞了职,开了家玉器店,取名隐逸斋。陈若尘四季皆藏好茶,有两个半茶友。

那两个,一个是他的发小,县教育局长冯有为,用陈若尘的话说,冯有为斯文还在,可以为友；一个是宝峰寺的方丈法缘和尚,轻易不说话,一开口则是口吐莲花,让人醍醐灌项。有次喝完茶,法缘和尚盯着陈若尘端详了许久,幽幽地对他说,施主面相与佛有缘。

至于那半个,本县县委书记,是冯有为带过来的。喝过几次茶后,发现并无半点官场俗气,就被陈若尘列为半个朋友。

陈若尘做玉器生意是因为他善鉴玉,尤其善鉴古玉。曾经有省城玉器玩家高价购得一枚汉代龙凤纹玉环,却被专家鉴定为高仿品,也不知玉器玩家从哪打听到陈若尘,跑过来请他鉴定。陈若尘拿着放大镜看了又看,最后对玩家说从玉质和线刻技法可以断定是真品。后来玩家又把龙凤纹玉环拿到北京,北京的大师也鉴定为真品。陈若尘一鉴成名,被人誉为省内古玉鉴定第一。

鉴宝这行只要肯放手是能赚大钱的,所谓放手就是玩家给钱,拿假货让鉴家出个真品证明。许多玉器玩家都找过陈若尘,陈若尘冷面相拒,再高的价也不做。隐逸斋的生意不好不坏,陈若尘不像他老婆那样着急上火,说是要老是想着挣钱,那就是人被钱玩了,不值得。

豁达的陈若尘最近也有些豁达不开,那是因为女儿的事。女儿大学毕业两年,因右脚残疾,找工作辗转了几十次,都被用人单位拒绝了,弄得女儿连家门都不愿走出一步。

这事不知怎么给县委书记知道了。这天晚上,县委书记和冯有为喝茶,书记从包里拿出一份调令递到陈若尘手里,明天叫孩子到财政局报到,孩子学财会的,正好学以致用。陈若尘犹豫一会把调令接了,说；古人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样的大恩,当得以死相报啊。

时间就这样不急不慢地走。

茶友们很久没来了。陈若尘有些想念,想打电话约他们过来喝茶,拿起电话又放下了,笑自己像没经过事的人。这天晚上正念着,书记一个人来了,陈若尘喜得连忙去泡荼。喝了一阵茶,书记从带来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用黄绸裹着的东西说：若尘,你给看看。

陈若尘小心接过,揭开黄绸,心就扑通、扑通跳了,一只品相良好的青玉碟子在灯光下发出幽幽的沁人的光。这碟子叫清代菊纹盘,清中期皇家用具,虽说不是孤品,但存世的也不足五枚,香港拍卖行前几年拍卖过一枚,拍出了近百万的价。

仔细看过几遍,确定无疑后,陈若尘才对书记说：这是真品。

书记笑着说：这碟子是家传的,我岂不知它是真品。

那你拿来叫我看是什么意思?

书记踌躇着说：若尘,我们是朋友,你帮个忙,给它出份赝品证明。

陈若尘明白了,他这是要把真当假,只不知是为了送个安全还是收个安全,聪明啊。

陈若尘内心挣扎着煎熬着,良久,站起来踉跄出了茶室。片刻,拿了印鉴纸笔回来,坐下写好鉴定证明书,盖上自己的印鉴递给书记,懒懒地说,你要它假就假吧。

然后,端起茶做了个送客的手势,书记尴尬站了起来,从包中拿出一个大红包,陈若尘不接,把书记半拖半拉推出了门。

第二天,隐逸斋关了门,门上贴着八个字：若尘已死,停止营业。街坊邻居不信,问陈若尘老婆,老婆又气又恨地说：死了。死了好。他死他的,我活我的。陈若尘哪去了？有上香的人在宝峰寺看见了他,原来已皈依佛门。

书记也听说了,怎么也想不明白,陈若尘为了一件小事就去做了和尚。

（选自《2013年中国微型小说选》）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31年前读的鲁迅，1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30年，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

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周作人与鲁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评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段那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发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评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器物文化来。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居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并不偶然。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与鲁迅相比呢？

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味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何况今日玩风甚盛，有闲者甚众呢？而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过自己。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唤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是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么？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育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今日中国毕竟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但不能以此排拒甚至贬低鲁迅。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不能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鲁迅，不应也不会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