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诗歌翻译是所得不偿劳的事情。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甚至干脆地说,诗一旦被翻译,就面目全非。至于中国古诗西译的艰难,就更显得触目惊心,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古诗不能翻译的议论，也是纷纭不已。然而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于翻译这种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更需要的是对其可能性的细致探讨。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容易读到中国翻译家对古诗西译的意见,我们也更容易相信,凭借母语和文化上的优势,这些翻译家更有资格来分析古诗传译的成功与局限。这种认识其实很值得反思,在北美一些大学有关东亚文明的课堂上,有一本小书经常被当作重要的参考,它正为上述反思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这部小书,是由美国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与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合著的《阅读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书中汇集了1980年以前西方对于王维《鹿柴》一诗的十六种译文,其中包括十三种英译、两种法译、一种西班牙语译文,温伯格对之一一作出点评。此书作者温伯格,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曾大量翻译过帕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在中文方面,他与人合作,译有北岛的诗集。

与坚决否定翻译的意见不同的是,温伯格认为诗是值得翻译的:“伟大的诗作总是被不断变形,不断翻译,一首诗倘若只能原封不动,那它就无足观。”这不是翻译家对自身职业的偏袒,而是出于对翻译的独特认识。温伯格提出,翻译其实是一种阅读阐释行为,正如任何阅读阐释都因为要融入阐释者的智性与情感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阐释一样，翻译也将因为翻译者本身条件的差别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翻译。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和原作交流的方式,温伯格对自己点评的各种译文,以并列的方式提出,其中不仅各种语种的译文并存,佳译与劣译共在,甚至以汉字和拼音写就的原作,以及用英语逐字一一对应的译作也作为三种方式并列其中,所以此书以“十九种方式”命名。将翻译视为阐释与交流,而不是对原作的存真复原,是温伯格异常鲜明的看法,这也许就是他身为西方人,而自信可以点评古诗西译之得失的重要原因。在温伯格看来,翻译中重要的是译者与原作进行阐释与交流的能力,而单纯文化背景与语言习惯的熟稔,倘若不能融贯于生动的交流之中,就未必是可称道的优势。

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方式，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从“考试式学习”向“破案式学习”的过渡。

此话怎讲？

过去的学习，知识的门类是固定的，问题也是清晰的。而且这些知识都已经被体系化，以文字的方式确切地写在经典里，你只要去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求知方式应该是勤奋、专精、系统化地学习，而学习效果由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衡量。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考试式学习”。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过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传统社会显然更需要刺猬式的专家，但是今天，“考试式学习”模式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第一，人类的知识总量已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消化。第二，知识的确定性正在丧失。知识本身在频繁更新，今天还是共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对了。问题越来越多，但是确切的答案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美国顶级畅销书作家庞德斯通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开脑洞的办法：除了专长之外，你要尽可能多地、碎片化地掌握一些知识的皮毛，不用系统，不用深入。

过去的知识是固化的，学习者跟它的关系，有点像人和财富，是占有关系，占有得越多越富有。但是现在不行了，知识多到你根本就占有不过来。

打个比方，过去水很少，而自己这个容器很大，往自己这个空桶里装水，当然是装得越多越好。而现在，水已经多得像大海，你就别想往身体里装了，学会在水里面游泳就好。

不管什么知识，都成了你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一个片段的知识，会成为你求知路上的援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的接应。它不是答案，但它是通向答案的钥匙。

还记得那个爱下围棋的数码工程师吗？过去，围棋只是业余爱好，但是现在，正因为他对两边都懂一点，所以，击败人类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才可能是他开发的啊。

那些一鳞半爪的知识，孤立地看可能没有用。但它极有可能在机缘凑巧时，填补一个你认知世界的空白维度，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他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从阿富汗回国的军医。为什么呢？因为华生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同时还有军人气概，那他肯定是个军医。左臂动作僵硬，说明刚刚受过伤。那当时什么地方刚刚打完仗，有可能让一个军医受伤呢？阿富汗。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你看，福尔摩斯只需要一个片段的知识——阿富汗刚打完仗，就足以让他完成一整套推理。他并不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场战争。

这就是“破案式学习”。过去的学习，是面对已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是面对未知的学习。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选自《青年博览》2019年第7期，有删改）

哑巴与春天

迟子建

①最惧怕春风的，莫过于积雪了。

②春风像一把巨大的笤帚，悠然扫着大地的积雪。它一天天地扫下去，积雪就变薄了。这时云雀来了，阳光的触角也变得柔软了，冰河激情地迸裂、流水之声悠然重现，嫩绿的草芽顶破向阳山坡的腐殖土，达子香花如朝霞一般，东一簇西一簇地点染着山林，春天有声有色地来了。

③我的童年春光记忆，是与一个老哑巴联系在一起的。

④在一个偏僻而又冷寂的小镇，一个有缺陷的生命，他的名字就像秋日蝴蝶的羽翼一样脆弱，渐渐地被风和寒冷给摧折了。没人记得他的本名，大家都叫他老哑巴。他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出奇地黑，出奇地瘦，脖子长长的，那上面裸露的青筋常让我联想到是几条蚯蚓横七竖八地匍匐在那里。老哑巴在生产队里喂牲口，一早一晚的，常能听见他铡草的声音，嚓——嚓嚓，那声音像女人用刀刮着新鲜的鱼鳞，又像男人抡着锐利的斧子在劈柴。我和小伙伴去生产队的草垛藏猫时，常能看见他。老哑巴用铁耙子从草垛搂下一捆一捆的草，拎到铡刀旁。本来这草是没有生气的，但因为有一扇铡刀横在那儿，就觉得这草是活物，而老哑巴成了刽子手，他的那双手令人胆寒。我们见着老哑巴，就老是想逃跑。为了表示他支持我们藏猫，他挥舞着双臂，摇着头，做出无所谓的姿态。见我们仍惊惶地不敢靠前，他就本能地大张着嘴，想通过呼喊挽留我们。但见他喉结急剧蠕动，嗓子里发出“呃呃”的如被噎住似的沉重的气促声，但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⑤老哑巴是勤恳的，他除了铡草、喂牲口之外，还把生产队的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打扫的是雪，夏天打扫的是草屑、废纸和雨天时牲畜从田间带回的泥土。他晚上就住在挨着牲口棚的一间小屋里。也许人哑了，连鼾声都发不出来，人们说他睡觉时无声无息的。老哑巴很爱花，春天时，他在场院的围栏旁播上几行花籽，到了夏天，五颜六色的花不仅把暗淡陈旧的围栏装点出了生机，还把蜜蜂和蝴蝶也招来了。就是那些过路的人见了那些花儿，也要多望上几眼，说，这老哑巴种的花可真鲜亮啊，他娶不上媳妇，一定是把花当媳妇给伺候和爱惜着了！

⑥有一年春天，生产队接到一个任务，要为一座大城市的花园挖上几千株的达子香花。活儿来得太急，人手不够，队长让老哑巴也跟着上山了。老哑巴很高兴，因为他是爱花的。达子香花才开，它们把山峦映得红一片粉一片的。人们说老哑巴看待花的眼神是挖花的人中最温柔的。晚上，社员们就宿在山上的帐篷里。由于那顶帐篷只有一道长长的通铺，男女只能睡在一起。队长本想在通铺中央挂上一块布帘，使男女分开，但帐篷里没有帘子。于是，队长就让老哑巴充当帘子，睡在中间，他的左侧是一溜儿女人，右侧则是清一色的男人。老哑巴开始抗议着，他一次次地从中央地带爬起，但又一次次地在大家的嬉笑声中被按回原处。后来，他终于安静了。后半夜，有人起夜时，听见了老哑巴发出的隐约哭声。

⑦从山上归来后，老哑巴还在生产队里铡草。一早一晚的，仍能听见铡刀“嚓——嚓嚓——”的声响，只不过声音不如以往清脆，不是铡刀钝了，就是他的气力不比从前了。那一年，他没有在场院的围栏前种花，也不爱打扫院子，常蜷在个角落里打瞌睡。队长嫌他老了，学会偷懒了，打发了他。他从哪里来，是没人知道的，就像我们不知他扛着行李卷又会到哪里去一样。我们的小镇仍如从前一样，经历着人间的生离死别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达子香花依然在春天时静悄悄地绽放，依然有接替老哑巴的人一早一晚地为牲口铡着草料，但我们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原来这小镇是少了一个沉默的人——

⑧一个永远无法在春天中歌唱的人！

（摘编自“百度百科”等）

改革开放后，来自河南信阳固始县、河北和四川等地的农民到达北京后，开始依靠买卖废品为生。20世纪80年代，这个由外来谋生农民搭建的废品回收网络，从社区甚至垃圾箱开始，实现了高效的废品回收、集中，再到末端再生利用，整个链条实现了无缝衔接。可以说，这些人是城市的清道夫。2014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达到历史高峰，近30万人分散在废品回收、分类和再利用各个环节。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与北京类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拥有较高的废品回收率。除首尔之外，东京、新加坡、纽约等城市的再利用率均低于北京。

现在很多人在谈垃圾的智能识别，而我国20世纪的废品收购者早就会判断型号、材质、塑料的种类，甚至洗衣机电机是铜是铝，他们都能高效区分。他们的下游——收购市场中，废纸、废铜分门别类，塑料制品甚至分为好几个类别。

所以，中国原本的市场化的、成熟的废品回收体系，在这一波垃圾分类中，不应该缺位。新的更高技术、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应该吸纳这个行业过去成熟的流程、专业能力。

（摘编自刘远举《高大上的垃圾分类风口，不应忘记拾荒者》，2019年7月22日“央视网”）

材料三：

在垃圾分类方面，日本走在了世界最前列。20世纪60年代严重的环境污染“逼”出了日本一流的环保技术，70年代石油危机又促成了最好的节能技术。在号称垃圾分类标准“最严格”的日本，垃圾分类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技能”。

在日本，如果垃圾回收人员发现垃圾分类得不合理，可不予回收。如果谁家的垃圾分类不当而被拒收，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情节严重的“不法投弃”则会被通知警方出面处理。如果乱丢垃圾，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坐牢。

日本的儿童打小就受到正确处理垃圾的教育。日本居民扔垃圾真可谓一丝不苟：废旧报纸和书本要捆得非常整齐，有水分的垃圾要控干水分，锋利的物品要用纸包好。

分类垃圾被专人回收后，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以生产再生纸，很多日本人以名片上印有“使用再生纸”为荣；饮料容器被分别送到相关工厂，成为再生资源；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日本商品的包装盒上就已注明了其属于哪类垃圾，牛奶盒上甚至还有这样的提示：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

（摘编自2019年5月20日“北青网”等）

甲骨文的“王”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上面不加一横，董作宾称之为“不 戴帽子的王”，见于武丁卜辞和武乙、文丁卜辞，另一种上面有一横，为“戴帽子的王”，见用于其他各时期。孙诒让《契文举例》所依据的刘鹗《铁云藏龟》以武丁卜辞最

多，其中的“王”字，孙诒让释为“立”，卜辞无法通读。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 才释出此字。罗振玉首先把《说文解字》所收的古文和金文进行对比，释出“戴帽子的” 是“王”字；接着指出，其异体作省其上画的形式，“亦‘王’字”，“且据所载诸文观 之，无不谐也。”

“王”字释出来了，使一大批卜辞可以读通，也证实了这是殷王室的遗物。但是这个 字的构成一直困扰着古文字学家们。有的说，此字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所以是 “王”；也有人说下面像火，火盛像王德，故以为“王”。如此等等，其说不一。直到

1936 年，吴其昌根据青铜器丰王斧的铭文和器形，并列举甲骨文、金文很多“王”字的 写法，第一次提出“王字之本义，斧也”，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从字形看，“王”字是横置的斧钺的象形。从甲骨文、金文的写法中还可以看出，最 下一笔的初形不是平直的“一”，而是具有孤刃之形，上端的一横或两横像柄或金属斧 钺。“王”字像斧钺之形是因为“王”这个称号是从氏族社会的军事首领演化来的，国家 出现以后，才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专名。而斧钺正是军事统率权的象征，在原始社会晚期的 军事首领墓葬中，曾掘出随葬的玉钺、石钺，其遗风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史 记·殷本纪》记载，殷王曾封周族首领姬昌为西伯，“赐弓矢斧钺“，授予他对周围小国的 征伐之权。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横置的斧钺呢，这也是由它产生的时代决定的。横置是斧钺实施 砍杀功能的状态，而最早军事首领的权力只限于战场上。荷马时代的希腊人领袖握有的权 力不大，亚里士多德说：“假如阿伽门农王获得在战场上杀死逃兵的权力，那么在战后的 评议会上却只能忍受责骂。”这就是“王”要用一个正在执行斩杀的横置斧钺来表示的原 因。

但这一切距离许慎太遥远了，《说文解字》“王”字下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 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这显然是后人的臆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