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逃出母宇宙》等小说，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要把科学之美在文学中表达出来，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关；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科学之美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首先是“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只有有效地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

其次是“宏大的叙事”。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因为价值观念问题方面的原因，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文艺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要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怎样理解他所说的“造境”和“写境”？这里的“造”字，不是我们画家通常说的“塑造形式”中的“造”，因为绘画创作中的术语“塑造”是西来词汇，是重视客观物象的写实艺术中常用的。西方古典绘画的造型与建筑、雕刻有密切的联系，绘画和雕刻都被称作“造型艺术”（Plastic Arts）；而传统中国绘画以墨线为主要表现方法，“画法与书法有共同之处，互相映带，取长补短。”（潘天寿《谈“骨法用笔”》，载《潘天寿谈艺术》）。因此，传统中国画创作也重形似，但在其理论词汇中无“造型”说，主“写形”说。写，书写也，在平面中用与书法有关的线“写”出“形”来。所以，王国维说的“造”与“写”另有特定的含义。他说的“造境”，是指艺术家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创作，不是或很少是根据生活中的原型做如实的描写；而相反，所谓“写境”，则是艺术家基本上按照客观现实的样式进行描写，虽然少不了应有的艺术加工。很明显，王国维把“造境”视作艺术理想派表现方法的重要特征，而把“写境”看作艺术写实派的明显标志。

不过，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很辩证，不绝对化。他认为，“造境”与“写境”，“理想”与“现实”，“ 二者颇难分别”。对这个问题，他在《人间词话》的另一处，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王国维关于“造境”与“写境”的论述，对我们全面认识绘画创造原理和客观评价不同的表现方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用这个理论来观察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历程，不难看出，一直有类似“造境”与“写境”的两种艺术倾向贯穿其中。但这两种倾向又彼此难解难分，且常互相交融。例如，传统山水画自唐宋以来，流派纷呈，虽然理论上都用笔墨写丘壑来表现意境，但对“丘壑”一词的解释却在悄然发生变化。丘壑一词，原本是客观自然，但在画论中，又有“丘壑内融”或“丘壑内营”的说法，则是指画家经过外师造化、法取古人，融化在心胸中的自然。各派山水大家同样强调丘壑、笔墨、意境的重要，但各人在追求的侧重点上，却有微妙的差异。

20世纪我国山水画的两大高峰黄宾虹和李可染，在美学理想上虽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具体在绘画表现方法上却有不同的追求。前者在淋漓尽致地发挥笔墨浑厚华滋的美感中，表现超然的山水境界；而李可染的写生创作法，则更多地在客观现实中提炼美。两者在艺术价值上难说孰高孰低，用“异曲同工，各具风采”来形容，似乎更为恰当。

（摘编自邰大箴《论书画的造境与写境》）

平淡不同于平庸和淡而无味，是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的语言说出，富有情味的，所以说“平淡有思致”。程普说：“与周公瑾(瑜)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醇醪是一种味厚的酒，上口没有刺激性，由于没有刺激性，好象平淡，容易多喝，所以不觉自醉，平淡正是这样，表面平淡，含蕴深厚。平淡的作品语言力求朴素，不做作，不雕饰，不尚辞藻，也要力求精练，正如王安石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内容精辟，深入浅出，好象平易，写时要反复推敲，是艰辛的，写定后容易看，容易懂。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紫燕自超出一般，说明平淡不同中于平庸，还是超出一般的。名马翠驳不需要剪剔，即平淡的作品要写得看不出人工的斧凿痕迹，所以平淡又要圆熟。梅尧臣做诗力求平淡，可是他自以为还不够圆熟，有涩味，就是要求平淡还没有到家。

‚平淡同自然相近而稍有不同。平淡的作品不讲辞藻，不讲雕琢, 这点同自然一致。平淡比较朴素，而自然却不一定朴素。比方“清水出芙蓉， ”，“芙蓉”指莲花。红莲花的色彩鲜艳，这种色彩天然生成，不是人工涂饰的，因此它是自然的，又是艳丽的；白莲花比较朴素，就可以说平淡。

ƒ这里举出梅尧臣的诗句来说明平淡的风格。钱钟书先生《谈艺录》里说：“梅诗时于浑朴中出苕秀。”指出梅诗的苕秀颖发，含蕴在浑朴中，即在浑朴中含新意。因为浑朴所以平淡，因为苕秀所以有诗味。《谈艺录》举出梅佳句，“如《送欧阳秀才游江西》起语云：‘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习，去作江西梦。’《郭之美见过》起语云：‘春风无行迹，似与草木期。高低新萌芽，闭户我未知。’《阻风秦淮》起语云：‘春风不独开春木，能促浪花高于屋。’” 这里举的几个例子，云外鸡鸣，村暗花残，尤其是“老树著花无丑枝”，写老树，用丑枝这样的词，是一般人难于著笔的，却能写得浑朴中出苕秀，用质朴的语言来表达，所以成为一种平谈的风格。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