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中国出境旅游已呈现出“消费升级、品质旅游”的特征与趋势。

中国游客乐于接纳新兴科技，擅长运用科技规划从计划旅程到预订、再到旅游结束后的体验分享等旅游全过程，这已成为全球旅游市场对中国游客的共有印象。出境旅游前，在购物网站上花费25元左右订购移动路由器，是如今大多数中国出境游客的选择，以方便他们在旅途中与亲朋好友分享照片或感受。中国游客乐于积极接纳新兴科技创造的全新服务及全新业务模式。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中国游客越来越关注旅游安全、品质和体验，推动着旅游市场更细分，也更理性。这也使得目的地竞争的焦点从过去以拼资源为主，发展到如今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化，以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上来。

日前，第十四届中国出境旅游交易会在京举行，境外旅行商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出境游市场的变化。塔苏斯集团项目总监马特·汤普森说：“相比以往，中国游客对出境旅游的服务品质有了更高的需求，绝大多数游客希望享受个性、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和优质的海外生活服务。麦肯锡最近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5年，全球44％的高端定制旅游消费将来自中国。”

（摘编自尹婕《全球关注中国游客新需求》，2018年5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随着出游频次的增长、旅游经验的丰富、出游人群的年轻化，中国游客对目的地的选择正由“被动”向“主动”转移。以往会首先考虑距离远近、人均消费水平等客观因素的他们，如今会先参考自己的目的地清单，即那些最想去的地方。几乎人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目的地愿望清单，而亲朋好友、社交网络、影视综艺和明星推荐，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目的地选择。

（摘编自《全球旅游目的地分析报告》）

旅途中的吃、住、行、游、购、娱，基本都可以靠手机等信息终端解决，这正是智慧旅游所呈现出的场景。一般认为，智慧旅游是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及移动智能终端的支持下，提供各种旅游信息，以实现旅游资源、社会资源共享及有效利用的高科技集合。

智慧旅游的核心仍然是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游客体验。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各地在智慧旅游建设中仍然主要在硬件上做文章，在范围上还仅仅停留在智慧景区上，在深度上仍止步于旅游服务的信息化层面。智慧旅游很多创新型产品的趣味性，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旅游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技术手段，也是值得分析的问题。手机导游、景区电子地图、网络虚拟旅游等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智慧旅游项目，而这些项目大多沦为噱头，建设起来花费不菲，实用性却不强。

（摘编自陈恒《智慧让旅游变得更有趣》，2017年6月24日《光明日报》）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国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国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样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終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出现第一次自觉发展时，士子们抛下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颍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繁荣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的，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魏晋时期，世族门第成为儒学和书法传承发展共同载体，书法的发展处处彰显儒学精神。书法在各家族中没有成为纯粹的艺术，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并按照家族儒学精神的引导向前发展。汉魏之际最有名气的书法文化家族是颖川钟氏，这个家族是非常典型的儒学世家，在书法上，钟繇对当时新出现的楷书进行了规整，他将隶书的草化、扁平、波磔等问题进行了合理化处理，使书法向着方正典雅的方向发展，这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

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法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