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砖汉瓦，并非专指“秦朝的砖，汉代的瓦”，而是泛指秦汉时期的青砖与古瓦。它们历千年而不朽，以精美的文字、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美好愿景。秦兵马俑的千军万马与气势万钧，见证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用这种技术去制造宫殿上的陶瓦，不难想象它们的坚固与华美。精美的陶瓦被广泛用于秦阿房宫的营建。因为瓦当向外，所以或印图案，或刻文字，兼具建筑与装饰的作用。它们承载着精美而丰富的图文，就像秦汉建筑上的“徽章”，宣告着早期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营建法则。现在出土的秦代瓦当上，图像多为鹿、豹、鱼、鸟等动物纹。这种动物情结源自秦人祖先的游牧狩猎活动。此后，汉承秦制，国力更加强盛，建长乐等四十余座宫殿，瓦当图案的艺术性也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瓦当最为出色。四神兽瓦当的构图饱满得当，造型夸张，气势磅礴，雍容堂皇。时至今日，但凡在当代设计中使用到四兽形象，都无法摆脱瓦当神兽造型的影响。除了动物纹饰，云纹瓦当也广为使用。云纹瓦当成为图案瓦当的主流与秦皇汉武等帝王渴望求仙升天、永享荣华的思想不无关系。而瓦当纹饰发展到西汉时，又出现了文字瓦当。“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就表达出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人们的普遍愿望。西汉留下的金石文字甚少，瓦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极富意味的篆法变化丰富，又浑然天成，即使今天的篆刻、书法名家也要自叹不如。

在砖上印画、施彩，最早是在战国，但真正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艺术，则在两汉。这些砖，被称为“画像砖”，它们用于一般的建筑或墓室装饰。对后人而言，“画像砖”的“画像’’意义更要大于“砖”。这些砖上，有的描绘的是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宴飨、乐舞、狩猎、市集等等，有的描绘的则是骏马、龙、虎、鹿、飞禽等动物与神兽，从地上的农耕渔猎，到天上的天马行空，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宛如一部汉代“百科全书”。

因为砖块疏松，并不易精雕细刻，所以画像砖的画面往往疏朗简约，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刻画，有的甚至进行了夸张变形。这些“画”表现在砖上，大多数是一些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然而简洁的造型并没有削弱其艺术表现力，反而集中的暗示、渲染出了一种情绪与气氛。汉画像砖里，很难看到完全静止或者构图均衡的作品。运动与韵律正是汉代艺术风格的真实写照。

壮丽的秦汉宫阙早已不知去向，但组成它们的青砖古瓦却常见诸文人桌案。古人早期制砚，多为陶砚，所以陶制的秦砖汉瓦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注重文脉延续的文人的视野。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文人雅士把古代砖瓦做成砚台，到了清代，砖瓦砚更成为一时风尚。

（摘编自《一砖一瓦亦风华》）

海洋，孕育上海海派文化

时平

①上海海派文化以引领时尚著称，在国际上也是一门引人注目的显学，而对上海海洋文化的研究却属于新生事物。习惯了都市文化思维的人们、很少提及海洋文化。上海的海洋文化在哪里？近些年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追问和思索。

②上海，顾名思义是海上去，蕴涵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海的态度。上海学者熊月之先生，曾在他的《寻找上海的历史文脉》中写道：单从地名上看，它在中国沿海城镇中，就有些特别。从古至今，中国沿海城镇的名称；多用宁、静、平：安等字，比如，广东有平海、宁海，福建有安海、海澄，浙江有海宁、镇海，江苏有静海、海安。这些地名多是祈愿性的，希望大海波平浪静，不要逞威肆虐，危害人民。中国那么多与海洋有关的地名中，南海、北海是方位性的；只有上海、临海算是中性的，没有畏惧海洋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③明清之际，上海的航运逐渐发达，使得商业不断活跃，人口不断多元，城市不断繁荣。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融入，将传统与现代的中西文化融合了起来，上海海派文化呈现出现代性的滨海都市海洋文化特色。区位优势和城市集纳是通过航运来实现的。航运使陆域广阔的腹地和沿海、纬度差异极大的南方与北方达到了沟通和汇聚，并与世界近代文明结合在一起。

④上海海洋文化的发展，与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就地理特征而言，主要因素有两个。首先，上海陆地呈现一个不断向海东扩的过程，长江带源不断的泥沙冲击形成了长江口两岸平原，陆地面积不断的增长。沧海桑田，由海变陆；上海早期的人类活动和与这些变迁融汇在一起，直接影响了上海海洋文化的发展及特点，留下许多物质和非物质的海洋文化遗存。其次，上海位于亚欧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长江与东海交汇处，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形成了独特的区位优势。它依托长江水道等水系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相连，实现江海型的陆海联动；依托海洋与外部世界各地广泛沟通；实现国际范围联系。这种典型的区位，形成了陆海、南北和中外广泛资源的集聚联动、内外辐射的特征。各地人群和多元文化汇聚交融、共享创造，积淀出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

⑤就时代性而言，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海海洋文化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亦渔亦耕、农耕时代的盐渔、隋唐宋元时期的航运和商业、明清时期的国际商贸等阶段，它是农耕文明时代培育出的一种向内的陆主海从式的市镇文化特色。

⑥不过，真正推动上海海洋文化转变的是外来的近代文明冲击。1843年开埠通商，此后，大航海时代催生的近代文明，逐渐突破并改造了传统的东方文化价值，并在殖民过程中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上海被融入世界殖民市场体系，由内向性的农耕文明时代的边缘转化为外向性的工商文明时代的中心，这种转变是海洋文明的一种表现。

⑦传统海洋文化模式在上海不断成长的都市“现代性”面前逐渐萎缩，海洋、城市和“现代性”的交融，形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它不再是以海洋为母体直接生成的，而是以城市的“现代性”来融合的：人为的创造更多体现了多元性的杂糅和城市化的风貌。海派文化正是转变过程中生成的新式海洋文化现象，它不仅积聚了原有的冒险、开放、包容等品质，而且有所突破，以现代城市为依托，走向独立、自主、时尚的新式海派文化。亦城亦海，海在城中。

⑧纵观上海历史的发展，除了区位优势、时代变化外，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也成为上海社会不断创新的重要基因。以现代科技文明汇聚的城市现代化展示了当代海洋文化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风貌。

⑨上海这座滨海城市绽放的开放文明、包容时尚、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正是海洋文化的精髓。

选自《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4期，有删改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