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它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也营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外貌形体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趋向于柔美、纤弱，体现女子优美的体态和秀丽的容貌。如《大招》“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大段语言文字铺陈出形象华丽、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非仅如此，云中君沐浴用的是兰汤，穿在身上的是如花般华美的衣服；山鬼身上披的是薜荔，腰上系的是女萝……香花香草的气息配上女子的绚烂奇艳，“香草美人”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在性格方面，《楚辞》中的女性往往忧郁、多愁善感。如《湘君》中的湘夫人赴湘君之约，来到河边仍未见湘君的影子，“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悲的景象，衬托出伊人的愁苦。再如 《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的惆怅哀怨之情是用萧瑟的风雨之景衬托出来的。在作者笔下，惆怅哀伤、欲语还羞的姿态更能彰显女性之柔美。

在个性气质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浪漫性的特征，原型大多取材自幻化的神女，往往虚无缥缈。一方面，她们是高高在上的神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她们更多的人性，在作者笔下这些神女也会为情所困，会因想念神君而叹息。即使是身为天帝女儿的湘夫人，也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般难以亲近，相反她十分温和可人。昔日众人眼中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神女，在屈原的《山鬼》里变成了亲和温婉、情感丰富，性格中还有些瑕疵的普通人。神与人截然不同的特点，却奇妙地融合在《楚辞》的女性形象中。

《楚辞》中这些女性形象的独特风貌，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楚辞》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的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退化，对于女性的形象描给开始出于审美需求，实用性的审美观转向为纯审美。其次，《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楚人丰衣足食，而南方阴湿的气候，又使得他们个性文弱，气质纤细，情感温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楚地重淫祀，盛行巫风，这种祭祀活动往往充满着神秘感。在此背景下的楚人自然而然把女性形象跟神秘的女巫联系在一起。最后，《楚辞》的作者是屈原，他对于女性有着自己完美的认知和寄托，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塑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形象，也是屈原借此形象自喻。又加之作者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美人的形象也反映在作者笔下的人物上，对美人的思慕，又何尝不是作者“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或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此中的苦闷和困顿，更丰富了《楚辞》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

（改编自匡晶《〈楚辞〉中的女性形象》）

父亲的后视镜

黄咏梅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他还时常超速，把人撇在后视镜都看不见的拐弯处。

母亲经常忧心忡忡地说:“也不知道你们父亲在路上会遇到什么?”那个时候没有移动电话，全靠父亲从途中某个加油站，拨个电话回家报平安，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深夜。后来我才弄明白，母亲最害怕父亲在路上遇到坏人。

父亲常说，他的身后拉着台拖拉机，母亲是车头，哥哥是左轮，我是右轮。

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薄上。可是，父亲却为我们的求知欲付出过沉重代价。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你们知道，后视镜里看到的东西，又远又小。

有一天，吃过晚饭，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

一次，父亲开到贵州六盘水盘山公路，那地方刚下过雨，山与山之间正骑着一道彩虹，像年画里看到的那么美。父亲生怕这彩虹消失了，连忙停下车，抓起相机，跑到路边拍起来。没想到，父亲停车的地方是盘山路一个转弯ロ，迎面一辆货车看到父亲的卡车时，刹车已经来不及，两相对撞，货车翻了，父亲卡车上的货物也被撞得七零八落。万幸的是，人没事。父亲被厂里记过处分，还要负责赔偿货物损失。

父亲再也没有停下来拍照。

父亲拉着我们这台拖拉机，吭哧吭哧地进入了新世纪。好在，我们都算争气，哥哥念了一所理科重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著名的证券公司工作。我呢，则读了文科，在一家报社工作。

父亲一辈子只会开车，也没有培养什么业余爱好。母亲去世后，他独自一人打发晚年生活。我们劝父亲学点什么，父亲兴致都不高。后来哥哥想起父亲曾经爱拍照，就给他买了架筒易的菜卡照相机。父亲拿着相机在运河边转悠，将远景拉成近景，将一朵花拆成几瓣，将送河搓成一根线……如此半年不到，父亲发现，从镜头里看到的世界，其实跟肉眼看到的也没什么区别。

60岁那年，父亲被检查出脊椎増生，这是长期坐驾驶椅落下的职业病。医生教父亲尝试倒着走路，可以减轻疼痛。父亲很快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只见他双手握拳，双臂前后摆动，就像胸前摆着一只方向盘，父亲上下转动着它，一发动，便双膝微曲，左右、左右、一步步朝后退去。父亲倒行得很稳当，既撞不到朝前行走的旁人，也撞不到身后的树木、花丛、栏杆，仿佛他的身体左右各安了一只后视镜，背上装了只影像雷达，并且还发出了嘟嘟的警报声:“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这种运动，让父亲找回了上班的感觉。

父亲倒行的本领日渐上乘，速度已经可以跟那些慢跑者相媲美。有一次，由于手臂摆幅过大，父亲撞到了一个男人的脊背。男人停下脚步，朝父亲瞪大了眼睛，嘴里骂骂咧咧。父亲超过他之后，ー边倒退着，一边朝男人作揖道歉，男人觉得父亲倒行作揖的动作实在滑稽，简直有点卓别林的效果，便转怒为乐，用手臂捅一下身边的女伴，两人指着父亲笑起来。父亲看着那对开心的男女逐渐从自己眼前远去，最终变成两个小点。

父亲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后视镜里的小点是这样形成的……

(原载于《钟山》2014年第一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有删改)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中国古代星宿

当远古的人们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就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发出了疑问。渐渐的，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对星空的认识。如今的我们似乎很习惯用西方的星座解读生活，却忽略了我们中华自己的智慧，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我们头顶的星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我们中国古代的对星空的认识是在天上重新塑造了一个社会，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能在天上对应的找到，那里有皇帝，有皇后，有军队，还有房屋、马车……，在天上形成了一个与地面上类似的人间体系。由于种类繁多，所以中国的古代星宿比较复杂，零乱，但它是对纷扰世界的反映。

古人通常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三垣二十八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把所有的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里，这不仅方便观测和测量这些恒星，并且古人还有更重要的用途。中国古代天文最重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就是每一种星宿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用途。通过对星空的观测，我们发展出了精确的历法。还有占星术，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在古代拥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且由于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体上我们把星空划分成了“三垣”和“四象”。“三垣”是北天以北极星为中心的一大片星区，“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分别是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四象”是黄道以及黄道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宿体系，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进一步把每一象再划分成七宿，于是又形成了二十八星宿。

此外，古代的占星家为了用天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分别将天上的星星与地面上的国州相对应，称为分野，具体就是将某个星宿作为某个州的分野，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中的翼轸就是说江西的南昌地处翼轸的分野之内。

在中国传统上，北极星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例如公元前1097年周公时代称北极星“微帝”等。这是由于它看起来在天空中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护，故被视为群星之主。《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而北斗七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由于它醒目的形状和它重要的位置，所以它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及其重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勺子悬挂在北方的天空。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斗七星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起来，后来成了掌管人们生死的星宿，在道教中，北斗七星被称为七元解厄星君，居北斗星宫，根据人的出生时刻，人的生命可以被七个星君分管。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主管星。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