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昆曲是出现于中国明代的一种新兴戏剧样式，从16世纪晚期开始，它逐渐占据了剧坛的中心地位，成为此后两百多年间最重要的戏剧形式。昆曲从起源到正式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根据所能见到的资料，大约在南宋光宗皇帝时期，浙江永嘉的一种地方小戏迅速崛起，它以南方民间音乐为主要演唱曲调，所以被称为南戏。南戏保留了许多民间艺术的特点，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演出自由活泼，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在发展过程中，南戏逐步吸收了唐宋以来多种成熟的传统音乐形式，日渐走向丰富和细致。但由于缺少上层知识分子的参与，它一时还无法克服自身所带有的种种先天或后天缺陷，以致于长期徘徊在一个不太高的层次上。

明代初年，南戏一方面从以北方曲调演唱的杂剧中汲取宝贵艺术经验，一方面吸引部分知识精英加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读到高明编写的南戏剧本《琵琶记》后，大为称赏，专门叫人在宫廷中排演。可见明初的南戏已经开始向更高雅的艺术境界迈进，由此得到上层社会的积极肯定。

南戏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进展，与其本身所具备的灵活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这种灵活性集中体现在它演唱曲调的繁衍变化之中。从南宋到明代，南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发展出多种不同风格的地方曲调。它与昆山的地方音乐及吴方言结合而形成的昆山腔便是昆曲的前身。必须注意的是，这时的昆山腔只是一种清唱的音乐形式，还没有用来表演完整的戏剧情节。明代中叶以前，昆山腔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仅在苏州一带流行。当时的苏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遥遥领先，是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昆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了社会文化大舞台的中心。

开发出昆曲所蕴涵的艺术潜力，使之成为一种重要演唱形式的是民间音乐家魏良辅。他大约生活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原籍江西豫章，长期寄居太仓，以演唱民间曲调为职业。这种职业使魏良辅接触到北方和南方的多种曲调，通过比较研究，他对昆山腔曲调平直简单、缺少起伏变化这一状况日渐感到不满，于是和一批艺术上的志同道合者亲密合作，开始了对昆山腔的全面改革。

这种改革分演唱和伴奏两个方面进行。魏良辅等民间音乐家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方和北方各种曲调的优长之处，同时借鉴江南民歌小调音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式曲调，演唱时注意使歌词的音调与曲调相配合，同时延长字的音节，造成舒缓的节奏，给人以特殊的音乐美感，这就是流传后世的昆曲。魏良辅善于演唱，但对乐器并不精通。在改革昆山腔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河北人张野塘的大力帮助。张野塘是个很有才华的民间音乐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协助魏良辅将北方曲调吸收到南方的昆曲中来，同时对原来北方曲调的伴奏乐器三弦进行改造，将它与箫、笛、拍板、琵琶、锣鼓等乐器共同用在昆曲的伴奏之中，使其唱腔变得委婉、细腻、流利悠远，被人称之为“水磨腔”。

昆曲改革的成功给魏良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这种新式的曲调一经问世，立即以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当时的广大听众。一批民间音乐家纷纷向魏良辅学习昆曲的演唱技法，使得这一优美的曲调很快在周围地区传播开来。最早用昆曲形式演出的剧作一般认为是昆山人梁辰鱼的《浣纱记》。

据说梁辰鱼曾得到魏良辅的真传，在昆曲演唱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在昆山当地极受尊重，周围地区的歌童、歌女争着上门请他指点演唱技巧，甚至还有人不远千里来向他学习。梁辰鱼同一些民间乐师合作，对魏良辅改革后的昆曲做了进一步加工，创作出《浣纱记》剧本并用昆曲形式在舞台上演出。

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和梁辰鱼的艺术实践，昆曲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快传播到江苏、浙江的广大地区，成为这些地域主要的戏剧形式。

材料一：

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每座城几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国。尽管这些国名义上都从属于王和上级诸侯，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无不将行政功能置于首位。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富余，城的范围可以划得很大，城内不仅有手工作坊，还可能有农田。相比之下，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动场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自秦以降，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巩固，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级制度也越来越明显。每座城都设有政府机构，实行逐级管辖；都筑有城墙，宫殿与城墙成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体。作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相应的衙署和其他行政、军事机构也会占较大面积，居民能享受到的设施很有限，城市生活的质量很低。

在一个农业社会，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除了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商人、工匠等，其他人往往选择乡居，因为城市生活未必比农村生活更美好。

东汉末年分裂割据．饥馑反复，战乱频仍，宫殿毁坏，朝廷无力建造新的宫殿和衙署，民居在城市中比例相应增加；人口流动增加了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寺庙成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首都与大城市中形成特殊的景观。

唐都长安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五条干道宽百米以上。街道将城内分为110坊，各坊建有坊墙、坊门，坊内为居民住宅、宫衙、佛寺、道观等。两市筑围墙，市内店铺、作坊密布，商业繁荣。三渠引水入城，满足宫苑和景观用水，汇成曲江池等风景名胜。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人口最多、设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但封闭性结构还是对居民的生活有所影响，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有所限制，这些局限到宋代才得到突破。结合《清明上河图》的描绘和文献记载，可以肯定，至少在经济发达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模式长盛不衰。明清的江南，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精细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与功能》）

材料二：

表一  2006-2016年中国城镇与乡村人口数量变化

（图表：国家统计局）

表二2008-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变化情况

（图表：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中国的城市建设经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高速发展，逐步进入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常态。城市建设目标从追求规模和经济效益为主开始转向对生态、人文、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等立体的价值追求，尤其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城市向着“智慧化”建设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条件越来越成熟，城市管理形成以数据为驱动的城市决策机制，使城市功能和产业的转型更加显著，为城市创造以技术为驱动的商业价值，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有机生态城市系统。

早在90年代，IBM首次提出“智慧城市”概念后，中国也在1995年启动数字城市建设，这是中国智慧城市的1.0版本；随着2008年“智慧地球”概念的提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再次进入到3.0感知智慧城市时代；在2013年，WiFi、3G/4G的网络传输与云计算、大数据的后端数据存储、处理与分析的技术进步下，4.0认知智慧城市时代开启；在不久的将来，数据积累以及传输带宽和速度的再次腾飞，使得智慧城市迭到整体架构协同管理，“人工智能城市”的时代也将到来。

中国城市的政策方向则回归以人为本这一本质和核心，城市的发展都围绕着“高效、惠民、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城市建设迎来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但是，近年来“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创造更高的城市效率、更优的城市运作、更适合居住的城市环境……成了国内城市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摘编自艾瑞《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城市展望研究报告》）

材料一:

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传统市场经济中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力量的“交换经济”逐步转向基于分享和一般生产生活资料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通过智能信息终端，市场交易场所虚拟化为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中闲置的资源得以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得这些资源高效、灵活地组织起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模式是互联网的产物，对现行的产权观念提出了挑战和深化要求,但并非否定产权,共享经济仍然是建立在供需双方拥有各自所要交换的所有权为前提条件的自愿交易。与传统的市场经济通过交易确定物品的所有权有所不同，共享经济依靠技术更深入地分解界定产权,在其交易模式中使得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拥有物品所有权的供给方,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将物品使用权出让，实现私人生产要素的社会化，带来其价值的显著提升。需求方则通过租、借等共享方式，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物品的使用权，满足自身的需求。共享经济模式中对产权的细分化界定,促使了一种新的双层产权结构的产生:以财产的所有权为主，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在下层,财产的使用权在上层。资源的供給方拥有所有权，但使用权变为共有，这样的共享过程中所涉及的实质上是信息、数据和服务的共享。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金碚郝丹,2018年01月30日)

材料二:

先不说共享单车、共享停车、其享租屋等已走近普通大众的共享产品，现在，市面上“花式共享”选出:共享马扎、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宠物共享冰箱、共字红酒……“共享+”百花齐放，这是好事。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共享”,蹭着“共享经济”的热度，做起“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意，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透支了“共享”的公信力，成了“伪共享”。

共享经济其本质是整合闲散资源，盘活存量经济，减少浪费，避免新的资源开掘。“伪共享”则是典型的新瓶装旧酒，并未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产与生活痛点，而只是营造“繁荣假象”、制造“虚假需求”,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成了“非共享、不经济”。“伪共享”蠢蠢欲动，不外乎资本逐利冲动、短平快挣热钱等心理作怪。一些“共享项目”虚火高烧、想象力贫之，单纯靠拼密度、拼规模抢占线下网点商圈的野蛮生长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摆脱资本热捧与营销炒作，走向理性、合规、审慎，在分享平台上做深做透，才能找到真正清晰的发展焦点和盈利路径。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齐志明，原题为《“共享+”不是赠热度》)

材料三:

近日，共享单车企业ofo小黄车陷入经营困境，用户纷纷中退押金。截至12月19日中午，ofo小黄车的在线排队退押金人数已突破1119万人。事实上，当共享单车行业兴起并主推押金模式时,就有不少学者专家对用户的押金安全产生了担忧，并呼吁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监管部门在2017年年中也开始意识到这一行业存在的押金风险，并出台了相关办法。可以说， 监管部门基本上把准了行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并且开出了药方。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剂药方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解决押金难退问题,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监管部门不能是旁观者。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提前做好研判工作，及时出手引导和规范市场。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确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企业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但当这一业态直接关乎消费者资金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时，那么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就必须适时出手,对失灵的市场机制加以矫正。

(摘编自2018年12月20日《法制日报》,作者:马树娟)

猎 狼

梁亚平

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经常在山下伏击敌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敌人多次搜索，都无功而返。

不知什么时候，这人醒了，对猎人说：“是你救我的?

猎人倒过一杯水，递过去。

这人接过水，说：“谢谢。”

“都是中国人，客气什么?

沉默一会儿，猎人问：“你是野狼游击队?

“是呀，你也知道野狼游击队?”

“你们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打鬼子，谁人不知。猪人说，“我还认识你们队里一个叫陈虎的呢。

“他是我们队长，人称头狼——你怎么认识我们队长?”

猎人说：“前几天，我在打猎，听到枪声，发现一个人被鬼子追赶，还受了伤，我开枪引开鬼子，带鬼子在在山林里捉速藏，甩开了，再来救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野狼游击队的陈虎。”猎人咬着牙说：“两年前，孩子他娘遭鬼子杀害，我就自制了一把猎枪杀了两个鬼子，为孩子娘报了仇，就带着孩子躲到山里来了。”

“鬼子太可恶了。”

“如果不是孩子还小，要人照顾，我还想跟你们野狼游击队打鬼子呢。”

刀狼说：“你来吧！我忍得住。”

猎人取来一把小刀，把刀放到灶火上烘烧，又到门外找来消炎止血草药，放到碗里搞烂，再给刀狼一块毛巾，说：“咬住它。”

子弹取出来了，猎人把草药敷在伤口上，包扎好，说：“安心在这里养伤。”

刀狼在茅屋里住了下来。

一天，刀狼说：“我伤口没事了，我要回去找队伍。”

二天，刀狼又说：“我方向感差，虽然整天在大山里跑，还是认不得去石镇的路。”

三天，猎人也不挽留，拿出一件上衣，说：“你的衣服穿了几个洞，你换上我这件吧，虽然破旧了，可已经补好。”

四天，猎人又说：“这是你们队长的衣服，我给他补好了，你带回给他吧。”

五天，猎人还包了几个准备做午餐的煎饼，说：“带上路上吃。”

六天，猎人叫来10岁的儿子，咐：“你带叔叔去石镇。”

儿子在山林里生活了两年，大山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熟悉。

“后会有期。”刀狼一抱拳，跟着孩子走了。

山高林密，孩子带着刀狼，在没有路的山上左拐右拐，上山，下山，就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孩子指着前面的大山说：“沿着山脚一直走，走出大山，就到石镇。”说完就转身回家。

突然一声枪响，刀狼应声而倒。

猎人提着枪口还冒烟的猎枪走来，孩子问：“爹，干吗打死野狼游击队叔叔?”

猎人说：“他不是游击队叔叔，他是鬼子。”

“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是鬼子。”

“刚才他想杀你。”

孩子一看，刀狼手上果然握着一把爹帮他取子弹的小刀。

“爹，他胸口不是也纹着狼头吗?”

“狼头谁都可以纹上去的，你还记得前些天我救的那位叔叔吗?他的衣服破了，把我的给他穿，他不要，他说共产党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刀狼，他说大山里的路不熟悉，我就怀疑他不是野狼游击队。野狼游击队，就是依靠大山，与鬼子周旋，怎么可能认不得山路?我给衣服，是试探他，他穿了，我让他带衣服给队长，也是试探他，他也接了，他连队长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就更加可疑了。我给他煎饼，他也拿了，这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让你带路，我远远跟着，如果他是鬼子，一定在认得路之后，对你下手，果然，你一转身，他就拔刀。”

猎人踹一脚鬼子的尸体，狠狠地说：“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狼，老子救了你，你还要杀我的孩子。”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