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90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

卡尔维诺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曾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詹福瑞《经典的魅力》）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