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强调“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于是，鲁迅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广被关注的话题。大体上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比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们更加接近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鲁迅是“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根所生”，“鲁迅和自由主义者们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念的不同，而在大家为信念所做功夫的区别”；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鲁迅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表明他是“反自由主义”的，这正是鲁迅的局限所在——有意思的是，最初提出鲁迅“反自由主义”的是瞿秋白，但他认为这正是鲁迅精神可贵之处；而今天的论者，作出了同样的论断，但价值判断则截然相反：这都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的。

这里不准备对具体的争论发表意见，我根据自己的见解，来讨论鲁迅对“自由”问题的复杂态度。

还是从鲁迅一百年前在日本发表的文章说起。仔细考察前文所提到的鲁迅对“科学”、“民主”与“平等”的质疑，就可以发现，他的质疑其实都是集中于一点：有可能导致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性的压抑，即所谓“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鲁迅因此而明确提出：“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之绝对之自由者也”。□□人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他□摆脱了对一切“他者”的依附，彻底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而进入了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状态，而这样的个体生命又是和宇宙万物的生命相联结的，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的情怀的。他所讲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马行空’。这四个字是他的思想艺术的精髓，他的自由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是独立的，不依他、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我们说的鲁迅“立人”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体生命自由观上的，它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因而反对一切形态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奴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作业绩，正是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理想的文化实践。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自由理想就发展成为“反专制，争自由”的社会实践。

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左联”，都是这样的社会实践。当有人问他：“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他明确地回答：“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他后期集中精力于杂文写作，并将他的杂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这都是意味深长的：鲁迅的杂文，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不自由的时代，展现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与不可遏止的自由生命：将鲁迅，特别是后期鲁迅和自由对立起来，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隔膜。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引用了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他对“自由”理念到中国的变形、变质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的，“鲁迅为自由而战，就不得不呈现为双重的挣扎：既向片面追求平等的集体主义者要求个人自由，强调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最终目标是自由，又向片面追求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正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时是缺乏个人自由的结果，有时则是个人自由发扬的结果。他是以这样双重挣扎维护着自由与平等本质的同一性”，而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双重挣扎，使鲁迅既不见容于追求‘平等’而漠视‘自由’的左翼文化界，也不见容于强调‘自由’而漠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自由的鲁迅一直就这样在被割裂的自由的夹缝中经受着孤独的煎熬——以上双方都有理由从各自理解的自由理念出发，责难鲁迅反动”。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双面“责难”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因此，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只能表明一种价值倾向，而其真正含义是要假鲁迅之名来推行自己的文化方向。这更不是历史事实的陈述：实际状况是，鲁迅永远是孤独、寂寞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永远的异数、少数。

（节选于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有删改）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镕“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科第、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选自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