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无须保卫的

邹启宇

①中国绝大多数人世世代代讲汉语，长期以来没有感受到汉语有危机。前些年，有人说现在中国人的汉语退步了，英语学多了，祖国的汉语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要起而保卫汉语。后来不仅汉语要保卫，似乎汉语方言也要保卫了。2005年，有人说上海话要消失了，孩子不会说上海话了，于是一时间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小浪潮，最近，广州有人又无中生有地制造有关当局“推普废粤”之说，提出岭南文化垂危，号召保卫粤语。其实，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都与语言本身的发展无关。

②一些语言因为负载着更多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使用的人多，就更为强势；一些语言人们渐渐少用，通行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甚至逐渐消失，需要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保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自然现象。

③比如满语，它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清兵入关后，清朝朝廷的语言和公文既用汉语汉文，又用满语满文，自乾隆时代中期以后，各地满族逐渐以汉语为母语，在朝廷中满语也越来越少使用；满文通行更少，渐渐专用于官方的一部分记录，到了今天，只有黑龙江少数9镇的老人和部分语言学家还能使用满语，能听能说的不到两百人。

④过去有人说中国“一穷二白”。“白”指的是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其实这只说到一面，另一面是以汉语文为载体的文化是极其博大精深的。浩瀚的《四库全书》也只能包含它的一部分，还“白”吗？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元代和清代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一个统治中国97年，一个统治中国268年，时间也不能说短，但立国以后也不得不以汉语汉文作为官方的通行语言文字。

⑤那么，人数较少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否必然会被排挤而不得不消失呢？不然，比如西双版纳，近几十年来汉语通行的范围日益扩大，傣族中青年能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但汉语的通行只不过扩大了傣族群众的活动范围，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傣语并不因此削弱，那里的傣族互相之间照样讲西双版纳傣话。最后一任“召片领”（西双版纳傣王）刀世勋先生不仅精通傣文化，而且熟悉汉文化，能用流利的傣汉两种语言讲课，带研究生，用两种文字撰写著作。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在西双版纳傣语和至少使用了700年的傣叻文中，蕴藏着丰富的具有特殊价值的傣文化，它并不因汉文化的传播以及它同汉文化的密切交流而被替代或受到削弱。

⑥有人说，我们的青年学生英语学多了，要少学英语，多学汉语。这个话我赞成一半，就是我们的青年学生一定要学好汉语文，起码，口语要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站起来能侃侃而谈，最好是说得头头是道，不要以后当干部离开稿子就讲不了话：书面表达要条理清晰，基本上没有病句错字。虽然如此，英语仍然是要下功夫学好的。举一个例，如果电脑是中国人发明的，如果互联网是中国人发明的，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学汉语。然而不是，电脑和互联网是使用英语的人们发明的。你不懂英语就掌握不好现代信息技术，必然使自己在世界上信息不对称，据统计，2008年，全世界的信息量67%来自美国和西欧。互联网中的资料，87%是英文的，全球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技会议录索引( ISTP)中，80%以上的检索资料是英文的，美国和西欧许多信息公司靠高价卖数据库发财，而这些数据库都是英文的。你不学英语，不努力学好英语，怎么知己知彼，怎么取得世界上大量先进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发展我们的国家？

⑦语言是无须“保卫”的。我不担心汉语会在同外界交流中削弱，而且我坚信汉语中普遍应用的普通话必然会在国内外进一步推广。如果你真想保卫某种语言，□保卫某种方言，办法其实很简单，你努力增加它的社会经济文化载荷量，使它更丰富，使它更优美，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它吧。

文艺作品问题，究其根本是创作问题，而创作之核心是作家艺术家的境界问题。观当下创作境域，眺审美远方所亟，艺术创作须回答好追“典”与离“典”的问题。

典者，经典也，就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从文化原点解读“典”之意涵，“典”者不仅呈现正大气象，而且极富庄严、隆重仪式之美感。观此字，上为“册”，表示先贤之著；下为“奉”，表示恭敬捧持之意。无疑，“典”作为范本与至高，不仅难以逾越，尤其不可侵犯。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存在，自然成为艺术模仿中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对象。

追典，根本在于知典。观文艺创作问题，因追“典”而产生或引发的诸多问题，是为重“患”，且不断恶性传递、交叉感染，损害艺术生态、污染创作环境。这类追“典”要么误把“下作”视经典，以为历代遗存皆为经典；要么权将新作当古典，以为当下“有名”其作即“典”；要么错把“非典”当真典，完全以自我好恶为尺度、定典“格”；要么好将“小鬼”当“真佛”，以为“官衔”决定“标准”，“标准”就是“经典”，如此等等。事实上，历代文艺遗存中，有不少是随意之作或为“下作”，甚至就是糟粕、垃圾，根本没有效法意义。君不见，当下唯所谓名家是瞻者多矣，而拜倒在各类文艺“官阶”之下，竟将“位”作当“范本”、视“高标”，是为典型的不知典，也属追典之大祸害。

艺术史上，大凡成就傲世的作家艺术家，均有追典的经历，张大千的成功尤具典型意义。张大千是模仿高手，八大、唐寅、石涛之作，张氏多有仿作，均能以假乱真，足见其追典功夫。为画敦煌佛造像，其与家人等先后两次来到人迹罕至、大漠深处之莫高窟，近三年时间几近天天面壁敦煌、临摹壁画，完成所有精美壁画的临摹，其中不少画作达到了“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效果。书法史上，追典奇人或非怀素莫属。怀素学书，苦追唐楷经典欧阳询，写穿木盘，又种万株蕉叶，为纸而书，终将欧体乱真，为人赞叹。

然而，追典毕竟只在典内，离典方入创作。假如没有张大千后来的“泼墨泼彩”，没有怀素后来的狂草书法，那么前者仅仅是敦煌壁画的临摹之劳，或仅将壁画移至宣纸而已；后者也仅仅是欧阳询的重复文本，或为欧楷的翻版。依艺术本质论观，这种追典只是摹典，并无艺术本真价值。

于追典之中离典者，为许多艺术大家所崇尚，也是必然路径。只是，没有追典之过程，谈不上离典之结果；离典不仅是脱离典之形态，也是拒绝典之束缚，更是创造新典之状貌。自然，追典难，离典更难。追典是学研，离典是结果。追典让离典寻径问道，离典让追典富于意义。而在离典的远方，审视追典的努力，或许追典更自觉、更致力，离典才更从容、更悠然。

（选自《艺术创作取“高”行远》）

   真正高层次的诗歌鉴赏，应该透过对诗歌字句语词的诠释、结构美感的把握、对诗人生平遭际的了解以及诗人心性思想的深刻领悟，直至与诗人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才能最终完成。而这几个方面可以用“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予以概括。

“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但是古代很多诗评家皆深信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如金圣叹对杜甫诗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诗评家，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这个具体文本，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可是，如果对文本的解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等现象也的确存在。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等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后来历代诗评家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甚至穿凿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失去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

“以意逆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读者在鉴赏诗歌时，应当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这样方能领会诗歌的本旨。“志”作为诗人当时的“心境”，不仅是作诗的冲动和前提，也是由语言文字凝结在诗中的情感和思想。比如宋代诗评家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得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结论。这种对杜诗的解读，显然是以己心忖度、逆料杜甫当时之心境，对杜甫在困厄逆境中，仍然无时不北望朝廷、忠贞不渝之精神的极大肯定和颂扬。但是，这种说法是否有“过分”之嫌呢？杜诗是否处处皆表现“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呢？人们在运用“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鉴赏诗歌时，先在心中定下一个自己的“意”，而后为了迁就自己这个“意”，不惜削足适履、曲为解说，这难免附会穿凿。所以，“以意逆志”还须回归诗歌文本本身，结合“文学本位”与“知人论世”，有理有据地以己之“意”去体悟诗人凝结在诗歌语词中的“志”。

当然，从以上三方面的鉴赏视角去鉴赏一首诗歌，未必就真正能做到对一首诗作的全面欣赏，但有法可依，总比模糊的感受与盲目的偶合要切实多了。

（摘编自朱子辉《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试论诗歌鉴赏的三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