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图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

大约进入21世纪以后，技术早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出的一个强大对手。自从 Alpha Go与 Alpha Zero相继诞生，人们开始对于技术的自我增长产生了普遍的恐惧。人工智能——人的这个创造物战胜人的神话正在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变为现实，哲学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

人类生存的每一次危机都需要哲学家的关注。哲学，虽然是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但却根本上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己任。技术，原本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当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设立的不仅是哲学的第一原理，也为知识以及科学和技术设定了第一原理。从此科学研究就可以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任意驰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笛卡尔的哲学原则告诉我们，人（我思的主体）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理论根据，人作为世界主体，人也就成为了世界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是人这个上帝创造出的一个人化世界，如今这个上帝正在制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于是终于开始恐慌，仿佛这一境遇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挑战。其实，今天人工智能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危机与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恐慌并无二致。它所表达的都是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对抗性关系来概括这一危机。技术本质上是哲学知识论的必然后果，其基本的诉求是试图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进行形式化的抽象，也就是说，将一切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字，从而适用于可计算性。而存在论，则意味着对于人自身的关照，其中人的情绪、情感成为了关照的重心。那些对于人工智能充满信心者，以及那些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威胁忧心忡忡者都不过是知识论的拥趸:而大部分的哲学家们都可能会立足于存在论，而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不以为然。原因不难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的玄想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你将如何看待人的属性。如果你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可以被还原为一组组数字，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他每一时刻的行为都是被规定好的，他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被计算出来，那么你当然会觉得人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如果你认为人生就是偶然性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一场戏剧，其间上演着的毎一分钟都包含非确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一部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今天社会所带来的恐慌，一方面源自于资本的诉求，其有意制造话题，以便敞开新的利润増长点，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论的抽象原则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价，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人的工作时间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与一个月每一天的生活毫无二致。这在哲学家看来是一种典型的非人的存在样态。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个契机，它让人可以突然越来越自省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活动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计算的部分，以便将我与机器区分开来。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本身”。

（作者:夏莹，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有删改）

材料一：

2017年7月17日，在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白皮书）中，关于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规范、信息化建设、服务能力、语言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状况都有了数据支撑。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从2000年的53%提高到2015年的73%左右，预计到2020年，普通话普及率将达到80%，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同文，语同音’的梦想将会实现。”白皮书主编、语用司原司长姚喜双介绍说。

2016年我国语言文字第一大研究热点就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问题研究。“之所以说这是第一大热点，因为相关研究数量多，权威学者参与多，相关学术会议多，反映出学术界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的家国情怀。”

2016年火爆荧屏的央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约有4.86亿人次收看，成为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以《中国成语大会》之后的又一文化品牌。这三个节目从字、词、篇的角度，展现了我国语言文字的魅力，体现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云南省九河乡的普米族，除两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汉语不熟练外，其余474名普米族人都能熟练使用汉语。同时，普米族人的母语意识近年也逐渐提高，一些家庭开始教孩子学习普米语。

调查显示，现今台湾大学生对简化字的理解度80%以上者已超过六成，阅读简化字书报刊物没有问题。香港已开展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20年，年均测试人数由1996年的141人次发展到2016年的7338人次。澳门2016年有387人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历史新高。

汉语国际传播逐步推进，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国已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全球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考生达600万人次。

（摘编自《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首次发布》）

材料二：

人类的一些种群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地区，逐步分化出方言，最后形成独立的语言，语言的多样性由此形成。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需要l500年。因此语言中保存了使用该语言族群的大量历史信息。要了解语言分化的历史，必须结合使用该语言群体的分化历史。

（摘编自《“语言保护”多人谈》）

材料三：

广告宣传中常见的用字错误：“绅士”误为“绅仕”。随着中产兴起，“绅士”一词大行其道，常现身广告中。香港明星黄宗泽今年当选了某时尚杂志评选的“新绅仕”，广告随处可见，但“绅仕”其实是“绅士”之误。“绅士”指有现代文明修养的男士，其“士”是对男子的美称，不能写作“仕”。“士”古代指未婚男子，也可做成年男子的通称，或做男子的美称；“仕”则作动词用，通常指做官。

（选自《咬文嚼字》公布2016年十大语文差错）

材料四：

报道中禁止使用“哇塞”“妈的”等脏话、黑话等。近年来网络用语中对各种词语进行缩略后新造的“PK”“TMD”等（新媒体可用“PK”一词），也不得在报道中使用。近年来“追星”活动中不按汉语规则而生造出的“玉米”“纲丝”“凉粉”等特殊词汇，我社报道中只能使用其本义，不能使用为表示“某明星的追茶者”的引申义。如果报道中因引用需要，无法回避这类词汇时，均应使用引号，并以括号加注，表明其实际内涵。

（选自《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

材料五：

什么是经典？尽管我们首先会想到文学经典，但不应该忘记也有宗教经典——不同宗教的不同经典、哲学经典、政治经典、法律经典以及经济经典，它们分别表达并阐明各领域里的通行的惯例。文学传统之外的经典文本的存在使得重新评价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变得具有相对性。文学经典的改变并不能直接影响我们对生命和社会各方面的想法。因为文学经典既关注人们的个人生活如爱情、孤独和死亡，同时也关注个体同他人的关系，比如他和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以及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和社会角度来说，所有文学经典的结构和作用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下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这些文本被认为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它们为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选择，它们提供着针对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选文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并被应用于教育。

然而，经典不能只被描绘成一组文本，它的空间的、时间的和社会的维度也一定要被说明。我们不能只是表述为一个文学经典，即使是现代作品，因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心中指的是中国经典还是外国经典或者二者都是，即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考虑的是出于学校教育目的的相对严格意义上的选本，还是文学史或批评史上提到的相对宽松的选本，还是只是小说和诗歌中偶尔提到的文本。往往还会有一个由出版社和书店提供的更为宽松的选本，因为总有一些不受机构权力干涉的非主流作品的印刷和买卖。简言之，我们讨论的是“谁的”经典。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的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范围，有它自己的市场，在那个范围里，它自己的些许僵化的规则调整着文学权威（教育者、批评家或其他专家）和一般读者之间的关系。

有几种确认经典的方法。我把经典定义为一组知名的文本。经典的确立是那些参与文化生活的人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选本迎合了这种共识。另一种发现一个经典的实证方法是由罗格林提出的。他认为某个经典是被受过教育的读者记得并作为一种共享知识存在于他们心里的，而批评家意识到这种共享知识并会在他们的书评中不经意地提到。因此他相信文学评论家的经典是由那些在评论其他作家时常被提到的作家和作品组成。

发现一个读者群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是以问卷的形式来询问他们的阅读倾向，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前提是假设如果他们对某些作品有一些普遍的偏好，那这些作品就被认为是这一群人的经典。

总之，经典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上的，这个标准往往来自某一特定的世界观或社会政治实践。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它们所得以产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理由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

（摘编自童庆炳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