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月球和太阳对地球各处引力不同所引起的水位、地壳、大气的周期性升降现象，海洋水面发生周期性的涨落现象称为海潮，地壳相应的现象称为陆潮（又称固体潮），在大气则称为气潮。上述三种潮汐中海潮最为明显。17世纪，牛顿用引力定律科学地说明海潮是月球和太阳对海水的吸引所引起的。至于陆潮和气潮，都是相当小的，一般必须用精密仪器才能测出。

在天文学中，潮汐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引伸到其他天体的研究中来，成为研究某些天体的形状、距离、运动和演化等不可缺少的因素。

由月球的引力所引起的潮汐称太阴潮。一个太阴日（月球连续两次上中天的时间间隔）长约24小时50分,在这期间地球表面上同一点发生两次涨潮,两次落潮，因此连续两次涨潮的间隔时间约为12小时25分。太阳和月球一样，也会引起潮汐，称为太阳潮。被吸引天体某部分受到的引力与该天体中心同样质量的部分受到的引力之差称为起潮力。太阳或月球对地球上同一点所产生的起潮力，与太阳或月球的质量成正比，而与它们同地球之间的距离的立方成反比。因此，太阳的质量虽然是月球的质量的2,700万倍,但月球同地球的距离只有太阳同地球距离的1/390，所以月球的起潮力为太阳的起潮力的2.25倍。太阳潮通常难于单独观测到，它只是增强或减弱太阴潮，从而造成大潮和小潮。在朔日和望日发生大潮，因为那时月球、太阳和地球几乎在同一直线上，太阴潮和太阳潮彼此相加，以致涨潮特别高，落潮特别低。在朔日和望日，如果月球又经过近地点，涨潮和落潮的高度差异就更大。上下弦的时候发生小潮，因为那时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距90°，太阴潮被太阳潮抵消了一部分。

潮汐对地球自转有一种制动作用，能使地球自转逐渐变慢。对古代日食记录的分析研究表明，地球的自转周期每个世纪变长1～2毫秒。这个变化虽然很小，可是经过长期积累，便颇为可观。从对古珊瑚化石生长线（环脊）的研究得知，在37,000万年前,每年约有400天左右，即当时地球的自转周期约为目前地球的自转周期的9/10。

月球以它的同一半球对着地球，其他行星的几个卫星也有同样的情况。这可以解释为是由主星作用于伴星上的长期潮汐摩擦所造成的。

一个小天体（伴星）围绕一个大天体（主星）运行，若伴星的轨道逐渐缩小到临界半径以内，伴星就会被主星的起潮力分裂为碎片。这个临界半径值是法国数学家洛希于1848年求出的，所以称为洛希极限。位于洛希极限内的土星光环，系由许多小块物质组成，这一光环很可能是土星的一颗卫星进入洛希极限后分裂形成的。

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大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系）设立教授会，由教授会规划各的工作。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沐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规律，于是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

（摘自《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

②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迭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

（摘自蔡磊珂《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材料一：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孙自法）“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月10日在北京揭晓，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等六大项目入选。

太子城金代城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奥运村内，东南距北京市区140公里，自2017年5月起，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处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金代官式建筑研究提供重要实物资料。出土瓷器组合，对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2018年9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强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历史文化意义及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要遵循整体保护与传承创新的工作思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协调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关系。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高对文物保护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使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摘自“中国社会科”）

材料三：

第十七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材料四：

大遗址保护：城市化进程和大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之前我们就遇到了保护与开发的严重矛盾，有个良渚文化村，之前就是在大遗址保护范围内建设的建筑群。现在出现了不少高端的酒店、昂贵的别墅，虽然是先于大遗址保护规划之前已经批准的土地手续、但在后续的建设中也会对大遗址造成破坏。”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参会人员说。

公开资料显示，良渚遗址群的保护范围达到42．04平方公里，其中重点保护区面积13．47平方公里，大遗址保护范围的不少区域处在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

不少的大遗址经过沧海桑田，如今多处在城市中心或者是周边区域，随着城市化的建设进程，和城市开发出现严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开发与保护的严重问题，面临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秦成阳城遗址，大城市大遗址面临的开发与保护矛盾问题，是本次会议上反映最多的。位于西安北郊的秦咸阳宫大遗址区则是在大遗址区域保护方案做出之后的城市开发。去年12月，发生在陕西秦咸阳宫遗址保护区的秦汉新城管委会在没有和文物保护部门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对23处遗址未进行考古勘探就擅自开工，造成遗址区的大范围破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摘自“新浪新闻网”）

诗的产生和流传，很大一部分源于对音美的表现。音美，是诗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要素。没有音美，则诗不能称诗，歌不能称歌。应该说，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以音来表现文学的形式，这就是最早的民歌或谣歌。尽管这种民歌或谣歌未必有文字表现，但这种声音的文学，随着汉语的成熟，逐渐形成了文字的文学，而且成了追求声形合一的韵文文学。中国韵文文学产生的源头，即以最早的歌谣为代表。所谓韵文，即是美文，有韵方能产生美，无韵则不美。故凡美文，无不追求韵律。

韵律如何产生？古老的四声，是中国汉语的基本韵律规则。所谓四声，即通常所说的平、上、去、入，也即我们现在通行的一二三四声。四声中再加入平声、仄声，则形成阴平、阳平八音。四声与八音，构成了汉语的八个基本音节，这也是形成韵文文学的基本要素。音节是构成音韵美的基本要素。有了高低起伏的音节，才有旋律。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音韵学，而是一种最基本的美学追求。如果我们用原思维的方式去想象，则不难理解。尚不识字的小孩，就喜欢听和模仿动物的声音，他甚至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把动物当成自己，把动物当作好朋友。每当他听到动物的声音，就会很愉悦，因为，他感觉自己在和动物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懵懂未开的孩童，当然和动物更有亲近感。不过，动物的声音和人类（小孩）模仿的声音毕竟有区别。动物的声音是原始的、未经修饰的，而人类（小孩）模仿动物的声音则是经过人修饰的，比如人类（小孩）模仿老虎叫声时，发明了一个汉语词汇：嗷呜。“嗷呜”就是一个经过汉语修饰了的音节，而且是有起伏的音节。再比如鸟叫声：咕咕。鸟叫的时候，这个音节是没有变化的，两个“咕”都是同一音，但当我们人去读的时候，前后音节就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咕”是一声，第二个“咕”则成了轻声。这就是节奏。再比如：妈妈。当我们都读一声时，便明显没有节奏感，但当我们读声、轻声时，节奏感就出来了。再比如小孩叫小猫“喵”，如果按照纯正的普通话来读，就是miāo，读一声，但当小孩去读的时候，却不是读一声，而是中间有一个拉长的起伏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拟音。所以，当要用文字来描述这些声音时，当一个汉字无法表达这种声音的美感时，就必须增加一个字来表示，比如当我们用单个字“喵”无法形容小孩学小猫叫的美妙乐感时，就得再增加一个“喵”，即“喵喵”，甚至用三个字“喵喵喵”来表示。两个以上的音节就构成了诗歌。

什么是诗？诗一定是与韵律有关的。某种程度上说，诗不仅仅是文辞的艺术，更是声音或音节的艺术。汉语诗歌之美，一定是通过音节呈现的。只有具有音节或音律之美，才能成诗。否则，便不是诗。所以，写诗，必读诗；读诗，则必吟诗；吟诗，则必有律；有律方能吟，有律方为美。诗而不能吟，则不能为诗。诗的美学价值，往往在文辞之外。

（摘编自《韵律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