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骑着白马穿过中国

潘采夫

①2010年11月24日，黄霑去世六周年。奇怪的是，想起他的时候，竟丝毫没有伤感的情绪，我只记住了他离去时做了一个鬼脸，还有一声长笑。

②当然这个记忆是骗人的，一个肺魔缠身的人自有太多苦痛。记得六年前做告别霑叔专题的时候，有的报纸用了“沧海一声哭”的题目，嵌入得巧，只是意境落了下乘，编辑不懂，霑叔什么时候哭过？

③戴上耳机听《沧海一声笑》，搜集了六七个人的版本，任贤齐班门弄斧，将一首神曲弄得俗不可耐，江智民中规中矩，罗文的声音华美，许冠杰唱出了神韵。听来听去，原来这首歌只专属黄霑一人。最让我热血流动的是黄霑、徐克、罗大佑三人合唱的版本，徐克算是配角，罗大佑声音粗粝，已有身在江湖的感觉，而黄霑声音自由不羁，不讲技法，如旷野风声，又如谁在滚滚江边纵声长啸，歌者动容，听着惊心，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是别人无论如何学不来的。

④徐克和罗大佑已经是人中翘楚，但仍然配不上与黄霑合唱此曲，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写的曲洋刘正风，不下于俞伯牙钟子期，我以为最好的组合，应是倪匡、黄霑和金庸。金庸入世儒生，黄霑游走红尘，倪匡笑瞰三界，而且精神层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准，隐隐有儒道释齐聚绝顶的气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三人唱起“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那是我能想到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场面。

⑤每次想到黄霑，想到倪匡，想到金庸，都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凤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游龙戏凤，惊鸿一瞥，他们走后，就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⑥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为什么汇聚在了那时的香港？这样人的以后还会再有吗？

⑦黄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1949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金庸出生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海宁，是当地书香望族，自小就在战争中流亡，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去香港大公报供职，这才有了后面的办《明报》，写武侠的经历。

⑧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伪造公章逃到广州，然后偷渡到香港，从此一生再不北望神州，不迈进大陆一步。

⑨这是黄霑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是这样，胡菊人是这样，余英时是这样，他们是到了香港；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也无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到了台湾；而唐德刚、巫宁坤等人去了美国。

⑩如果把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一一盘点出来，就是一幅文化“流民图”，他们都是严复、梁启超、陈寅恪的文化余脉，像鸟一样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霑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余英时的五四研究，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这些句子，哪一个不是深藏着去国之痛，文化之殇？英风之下，多有斑斑泪痕，有如孤鸟之悲鸣。

⑪他们都曾骑着白马穿过中国，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⑫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霑能够“沧海一声笑”，林夕不能，方文山不能，余华不能。黄霑生在民国，受过完整的民国小学教育，然后投奔香港，香港成为民国文化人的诺亚方舟，人文荟萃之地，他们文脉未断，香火不绝，同时有着对万里家国的深沉记忆，以及去国怀乡的隐隐痛伤。最最要紧的是，那时的香港，成了自由的灯塔，经济的中心，文化的集散地。这些风云际会，这些因缘巧合，当得上一句空前绝后，连台湾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香港，文脉渐渐杳然，今天的台湾，也不再是当年的水土了。所以只有那个年代的香港，才能诞生黄霑，才能诞生倪匡，才能诞生金庸。不会有别处。

⑬这样的人也许不会再有了，但也许未来还会有，但我看不到了。

（摘编自《人文读本》）

材料一：

在中国的大街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共享单车，这种模式受欢迎的秘诀在于价格和便利性。使用者只需先下载一个手机应用软件，然后扫描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随时骑车出行。使用完毕后还是通过应用软件支付租金，每半小时仅需1元人民币。共享单车也无需存入车库，因为下一位使用者可以通过GPS定位系统找到这辆车。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共享单车很快成为世界上利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之一。如今在很多欧洲国家，共享单车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因为这是一种环保而现代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今年是自行车诞生200周年，如今自行车已经适应时代发展，并一往无前地驶向未来。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参考消息网报道）

材料二：

在平台企业的努力和背后资本的推动下，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暴发式推开。对于这一由私人提供、具有准公共性质、按商业化规则运行的新兴事物，在快速发展中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如有占道经营之嫌、停放秩序如何规范、投放数量是否科学合理等。

笔者认为，若共享单车能遵规骑行、规范停放，占道经营就不成其为问题；乱停放涉及行为人、物权人和城市政府三方，需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来看，共享单车有助于降低资源闲置。建议城市规划和管理适应“自行车回归”趋势，在自行车道和停车位上分配相应空间；践行城市正义理念，归还非机动车路权。区分行为人与物权人的责任，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手段、城市规划和提升公民素质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摘编自2017年8月12日新浪财经项安波 《共享单车的“公”与“私”》）

材料三：

共享单车为居民提供了便利，唱响了绿色出行的理念，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而乱停乱放、随意毁坏等现象接踵而来，成了靓丽风景线上一抹不文明的色彩。8月11日上午，蓬江区群众社区党支部、计生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共享单车共享文明”“随手扶”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在辖区小公园、洋边新村等共享单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看到不少单车随意停放在慢行道上，或是人行道里的非停车区域。看到这种状况，志愿者们随即将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扶正，摆放整齐。同时，他们倡导居民群众在使用共享单车出行的同时，要文明使用交通工具，遵守规则，文明停放。过往的行人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志愿活动唤醒广大居民群众的文明意识，共同做文明倡导者和实践者，让共享单车在传播低碳、环保理念的同时，也把文明之风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传播到大家骑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江门日报》）

材料四：

共享单车的发展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骑行速度更快、出行效率更高的共享电动单车，却有点出师不利。即使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共享电动单车的身影，但也很快被有关部门叫停。

其实从性质和运营模式上来说，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单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属于“互联网+”模式下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而且相对于依靠人力踩踏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单车是电力驱动，还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它的出现却没有像当初共享单车一样，获得各方的认可，反而频频遭遇质疑，并且可能最终被叫停呢？

这倒不是政府和公众厚此薄彼，其原因还是在于共享电动单车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共享单车虽然依靠人力驱动，但车体重量轻、骑行速度慢，即便真的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往往比较轻。但是电动单车却不同，车身重、速度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容易给车辆驾驶人或他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损失。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共享电动单车，绝大多数都不符合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无法上牌，所以也就无法取得正式合法的电动单车牌照。

（摘编自2017年8月9日《法制日报》）

材料一：

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开通，2018年“八纵八横”高铁网初具规模，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0到可以绕赤道半圈，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十年来，京津城际、京沪高铁、郑西客专、哈大高铁……一条条高铁开通运营。2012年12月3日，中国自主研发的“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路段试车，以486.1公里的惊人时速再次刷新高铁世界纪录。2012年12月26日，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铁——京广高铁正式全线通车；2014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全线贯通；2017年9月21日，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京沪高铁“复兴号”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高铁十年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成功开辟了新天地，扩大了人们的生活半径，不仅改变了城市间的距离，也悄悄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异地置业，跨省上班，双城生活。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8月2日）

材料二：

2004年，铁道部发布了高速铁路的招标公告。凭借国际大佬的地位，德国西门子向中国开出了“天价”转让费：每列原型车的价格3.5亿元人民币，而技术转让费高达39亿元。此外，他们对标书不响应之处多达50项。

然而事实证明，西门子显然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不买他们的账——竞标首轮，西门子便被无情地扫地出局。最终，识时务的日本、法国、加拿大公司中标。西门子输得很慘，出局直接导致其股价大跌，谈判负责人引咎离华，在华谈判团成员全部被撒职……

没有谁会对中国市场视若无睹。一年后，西门子再次参加时速300公里以上动车组的竞标。面对中方给出的更加“苛刻”的竞标条件，西门子不仅将关键技术悉数打包进标书，技术转让费也从上一轮的3.9亿欧元降到了8000万欧元，并无条件接受中方的技术转让方案和价格方案。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三：

凭借短短约26公里的高铁香港段，香港将于9月23日正式接通2.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从此不再是高铁“孤岛" ，得以进一步融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共享国家发展红利。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高铁香港段是一条打通香港与内地的全新“大动脉”，标志着香港正昂然迈进新里程，“前路尽在掌握，让香港再创先河，展开全速前进的新一页”。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恩荣认为，香港作为国家最开放的商业城市，如能接通国家庞大的高铁网络，肯定可以提升竞争力。香港拥有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人员往来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发展。故除了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外，高铁香港段可以为香港高增值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地产、贸易及物流业等，带来正面帮助，进而推动香港经济发展。

港人“北上”就业、投资及创业将越来越活跃，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高铁带给香港经济最大的效益。高铁亦可带动内地民众到香港投资、设立公司分部等，为香港经济增长带来正面贡献。还有人预测，港人通过旅行团、个人游体验高铁的快捷便利后，或会逐渐养成“坐高铁”习惯，部分人甚至会搬到大湾区居住，这些都是高铁新时代可能带来的改变。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9月19日）

材料四：

2014年6月24日，中国与欧洲国家马其顿签署了出售6列高速列车组的协议，这是中国高速列车首次出口到欧洲。同年7月25日，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通车，这是中国在海外参与修建的首条高铁线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铁加快了迈出国门的脚步。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高铁走出去也迎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国内到国际，由点线到跨洲越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搭乘中国列车的便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众多国家的选择。而中国高铁发展也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放合作。

客观地说，在新的出海征程上，中国高铁还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国际高铁市场上，隐蔽性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一直存在。以欧洲为例，中国高铁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必须采用欧洲标准，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设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不仅要交纳不菲的认证费用，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中国高铁“走出去”，有时还面临知识产权方面的阻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26日)

永不掉队

谢志强

1947年冬，秦山第一次听见方歌唱歌。

团长命令：“我们的两条腿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秦山穿草鞋，把脚磨破了。渐渐地落在急行军的队伍后边。于是，他听见了那支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方歌站在路边的一个小土坡上，齐耳短发，她旁边还站着两个女兵，是师文工团的团员。

秦山踏着歌声，赶上了队伍。

部队准时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激战三天。秦山身负重伤，被送到野战医院。

方歌所在的文工团来医院慰问伤病员。

秦山在昏迷之中，仿佛又掉了队。他听见方歌的歌声，苏醒过来。歌声飞进了他的心里，他像在舔嘴唇，默默地跟着哼。

医生对方歌说：“你把这个英雄唱醒了。”

秦山家境穷困，爹娘却供他上学，念到初中，日本鬼子来扫荡，他就参了军。他受过五次伤，这一次伤得最重。他说：一颗炮弹把我炸飞了。

方歌说：“我见过你，看不出，你还是个英雄！”

1948年，秦山调进了王震所在的部队，当了独立旅某连的连长。挺进西北，开赴新疆——新疆和平解放。

翻过祁连山，秦山第三次听见了方歌唱歌。

方歌所在的文工团跟秦山的连队在一起宿营。女兵很惹眼。秦山看见了方歌，风撩着她的齐耳短发，像水边的垂柳。

秦山的心里奏起旋律。茫茫戈壁荒漠，一眼望不到尽头。

方歌突然唱起了歌：“向前向前向前……”

秦山站起来，走过去，说：“你咋知道我在唱……我一点也没唱出声音呀。”

方歌说：“我似乎听见了一个旋律，有谁起了个头。”

部队来到了南疆重镇阿克苏——驻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开始垦荒。

秦山第四次遇见方歌，是在团部。他乐了，说：“是要来慰问一下我们了，戈壁荒滩听了你们的歌声都会开花呢。”

方歌说：“这一回，是调到你们这儿了。”

过后秦山才知道，方歌请求调离师部文工团，来到了秦山所在的团，当了宣传干事。

方歌也几次到秦山这个营收集垦荒的先进事迹。她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把垦荒的故事编成歌曲、快板。

1952年春，秦山独自骑马，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进入了沙漠。他打算建立一个新的连队，开垦一个新的荒原。按他的说法是，大口啃一块沙漠。

起了大沙暴。沙漠似乎要作弄一下英雄。两天里，风沙铺天盖地，仿佛真的要叫他进去出不来。风一停，沙一落，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沙漠异常美丽，移动过的沙丘，那纹路，如同水的波纹。沙漠总是将进入它上边的物体含而不露地收藏起来。

幸亏有一棵枯死的胡杨树。找到秦山的时候，他搂着树干，沙子已埋到他的腰。胡杨树仿佛缩短了一截。秦山的嘴里灌满了沙粒，几乎没了脉搏。

打电话给团部。方歌带了团部的两个女兵赶来，其中一位是女医生。

秦山像胡杨树一样，一动不动。

方歌和女兵含泪唱歌，唱《沂蒙山小调》。

秦山是山东籍。但他对家乡的歌也没反应。

女医生听不见秦山的心脏跳动了，就用一块白布裹住秦山。

教导员拿来了军旗，盖到秦山的身上。

方歌扑过来，揭掉军旗，打开白布，向秦山喊：“我们早就讲好了，来，让我给你唱歌。”

地窝子里一片宁静。

歌声响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跟着方歌唱了起来。阳光从地窝子上边的天窗照进来，沙尘像音符，在阳光中飞舞。

秦山的嘴唇居然动了。

多年后，我了解到了各种版本的秦山和方歌的爱情故事。其中一个讲述者是秦平沙，他是秦山和方歌的儿子，我们都是军垦第二代。

（节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年第10期）

杨绛的美丽人生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