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钱学森

卞毓方

一次,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钱学森手稿》。这是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不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时,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对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划等号。

钱学森是天才是不容置疑的。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复杂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黑板上写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个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来自勤奋。钱学森的一位校友回忆:“一个假日的一大早,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乐曲进入高潮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后来他送我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这里补充一个细节。你注意过钱学森的履历表吗?他是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是一把手。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种胸怀与情操,在当代,就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另一面。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会不会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又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提出的问题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有意见,对此钱学森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钱学森在校园中是个神秘人物。除了上课,教师和学生都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自己,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

以上细节,恐怕都是真实的。大师就是大师,无一例外充满个性色彩。这样的大师也更加惹人喜爱。

(选自《青年文摘》,有删改)

农具的眼睛

迟子建

①农具似乎与树木有着亲缘关系，农具的把儿几乎都是木柄制成的。你能从光滑的农具把儿上，看到树的花纹和节子。那些大大小小的木节个个圆圆的，有黑色的，也有褐色的，好像农具长了眼睛似的。

②农具当中，我最憎恨的就是犁杖了。由于家中没有养牲口，用犁杖耕田时，爸爸就把我们姐弟三人当成牛，套在犁杖上，让我们拉犁。我一拉犁就有屈辱的感觉，常常是直着腰，只把绳子轻飘飘地搭在肩头。这时父亲就会在后面叫着我的乳名打趣我，说我真不简单，能把绳子拉弯了。我父亲是山村小学的校长，曾在哈尔滨读中学，会拉小提琴。他那双手在那个年代既得写粉笔字，又得摸农具，因为我们上小学时，学工学农热潮风起云涌，我们每周都要到生产队的田地里劳作一两次。而且家家户户又都拥有园田，种植着各色菜蔬，自给自足，所以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没有没摸过农具的。

③农具当中，我不厌烦的是锄头和镰刀。锄头的开头是很像道士帽，所以你若把它倒立着，俨然是一个清瘦的道士站在那里。锄头既可用于铲除在庄稼中的杂草，又可给板结的田地松土。我扛着锄头去田间劳作，一般是到土豆地里去了。土豆地一般要铲三次，人们称之为“头趟、二趟、三趟。”铲头趟，苗才出齐不久，土豆秧矮矮的，杂草极好清除。铲二趟呢，是在土豆打垄之后，粉的白的蓝的土豆花也开了，杂草与土豆秧缠绕在一起，颇有“绑票”的意味，这时候为了土豆清除“异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铲二趟的时候最累，有时候你得撇下锄头，亲手一下一下地把纠缠在土豆秧身上的杂草摘除。我喜欢铲二趟，我爱那些细碎的土豆花，它们会招来黄的或白的蝴蝶，感觉是在花园中劳作。干活乏了小憩的时候，躺在被阳光照耀得发烫的泥土中，感受着如丝绸一样柔曼滑过的清风，惬意极了。清风拍打着土豆花，土豆花又借着风势拍打着我的脸颊，让我脸颊发痒，那是一种多么醉人的痒啊。渴了的时候，我会到田边草丛中采上几枝酸浆来吃。它长得跟竹子一样，光滑的身子，细长的叶片，它的茎能食用，酸甜可口，十分解渴。我铲地时就不背水壶，因为酸浆早已存了满腹的清凉之汁等着我享用。

④我喜欢镰刀，是因为割草的活儿在我眼中是非常浪漫的。草甸子上盛开着野花，割草的时候，也等于采花了。那些花有可供观赏的，如火红的百合和紫色的马莲花；还有供食用的，如金灿灿的黄花菜。用新鲜的黄花菜炸上一碗酱，再下上一锅面条，那就是最美妙的晚饭了。我打草归来，肩上背的是草，腰间别的是镰刀，左手可能拿的是一束马莲，右手握的就是黄花菜了。

⑤我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他伺候庄稼的本事与他的教学本领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家的地不是因为施肥过少而使庄稼呈现一派萎靡之气，就是垄打得歪歪斜斜，宽的宽，窄的窄。进了我家园田的庄稼，很像是被送入孤儿院的弃婴，命运总是不大好。我们家的农具，也比别人家的要邋遢许多，锄头上的锈迹斑斑，镐头和犁杖上携带的尘土足够蓄一只花盆的，镰刀钝得割草时草会发出被剧烈撕扯的痛苦的叫声，如乌鸦一样“呀呀呀”地叫。而那些地道的农家，农具总是被磨得雪亮，拾掇得利利索索的，不似我们家的农具，一律被堆置在墙角，任凭风雨侵蚀，如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即便如此，我还是热爱我们家的农具，热爱它们的愚钝和那满身岁月的尘垢。

⑥我们家使用过的那些农具早已失传了。但我忘不了农具木把儿上的那些圆圆的节子，那一双双眼睛曾见证了一个小女孩如何在锄草的间隙捉土豆花上的蝴蝶，又如何在打草的时候将黄花菜捋到一起，在夕阳下憧憬着一顿风味独具的晚饭。我可能会忘记尘世中我所见过的许多人的眼睛，那些或空洞或贪婪或含着嫉妒之光的眼睛，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农具身上的眼睛，它们会永远明亮地闪烁在我的回忆中，为我历经岁月沧桑而渐露疲惫、忧郁之色的眼睛，注入一缕缕温和、平静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