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断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总体来说，微信对文艺生态的重塑，目前还处于这种“几”“微”的状态，并且影响人类未来文艺生态建构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从现状来看，在微信平台上，目前能体现大众文学创造力的信息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多佳句而少完篇”。一方面，碎片化有助于解构社会文化权力的垄断性，但是另一方面，人类文学创造力的整体提升，也需要某种程度的“聚合”，而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微信“分享主义平台”也有望成为大众碎片化文学聚合、提升的平台。

从历史角度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学创作的专业化，一方面，确实对大众的文学创造力形成一定压制，但另一方面，专业化也使本来碎片化、弥散化的文学得以聚合、强化和提升。当然处于文化更加民主化的今天，我们再反观人类文学史，就不能再过分夸大专业精英作家的作用：最早的口传文学总体来说是由大众创造的，掌握文字的文化精英的书面创作，显然对大众口传文学如民谣等有所吸收和聚合。当代“互文性”理论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聚合性”的强调，事实上，精英作家个体真正所谓“原创性”的东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中国文学史来看，词、曲等文学体式，本出自民间大众，文人使之雅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使民间碎片化文学聚合、提升的过程；再如明清文人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更能体现民间大众文学的聚合——这对当今如何利用微信平台聚合大众碎片化文学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当然，文学创作真正的“专业化”，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并且“专业化”完成之后又走上越来越“市场化”的发展之路。市场或资本积累(集聚)具有更强的“聚合”冲动，并且也具有更大的“聚合”力量——对于物质生产和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生产来说都是如此，在市场框架下，人类物质生产得以大发展，文艺生产同样得到了大发展，但是，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总是在矛盾、对立中扩张、发展的，这造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分裂，对于文艺生活来说，又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裂。“生产者”往往是专业人士，普罗大众主要是文艺产品单纯的“消费者”，大众本身所固有的文艺生产力、创造力相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而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重大时代意义，就在于将会使这种分裂状况有所改观，从而使文艺整体生态也将有所改观。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对于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者来说，只有不囿缚于当下现实而具有长时段的历史通变观，才能“极数知来”，从而获得洞察“几”“微”的“先见”之明。

（选自刘方喜《文学性·碎片化·分享主义平台：微信的技术文化哲学分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