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颁《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有其渊源。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材料一：

日前，比亚迪和华为公司在银川市联合发布，我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轨”无人驾驶系统线路在银川通车运行。此前杭州市首家“无人智慧餐厅”已启动营业。

“无人时代”跑步进入生活的核心动力是人工智能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据专家介绍，在无人超市中，混合使用了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感应，叠加了非配合生物识别技术（“非配合”是指在用户无感知的状况下就能完成身份核实）。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数百台摄像机通过计算机视觉来自动判断顾客正在挑选什么，其中人工智能对视频的分析和理解是关键。

应用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带来的是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例如永辉超市，2017年全年营收583．95亿元，但净利润率只有3．08%。传统超市想要提升利润率，丛须压缩成本，而人工成本正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得到丰富的数据与信息。无人超市意味着每位进店客人的所有举动都会被记录。这些数据通过算法模型，可以变成很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货架最高处的商品，是不是许多人想拿但够不着就放弃了，这说明需要调整货架的高度。

前不久，由于顾客在结账时扫描设备无法精确地分辨结账商品，成都一家无人超市已暂停营业。桂林的无人超市则遭遇了顾客素质的挑战，牛奶被人打开喝了但未购买，货架上的零食也被随意打开了包装。此外，无人设备获得的海量数据的使用授权、交换定价等，尚未有清晰的监管要求，公众隐私在不知不觉中可能被泄露。

（取材自2018-02-27《经济日报》）

材料二：

有人说，人工智能挤占人类工作的机会，“标志着劳动的终结”。然而，一些岗位消失后，会有其他岗位产生。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只是劳动种类的变动。人类将会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的，是那些自动化控制程度高、主要依靠掌握大量数据的职业。最“危险”的职业并不限于手工业或者是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岗位，也包括会计师、法学家、秘书抑或是银行顾问：这些行业在将来很可能不复存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孩子们离开这些未来高风险的职业，去选择将成为人工智能的补充的职业。

有些职业，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将是互补的关系。如放射科医生就是如此，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出精确诊断一些疾病（例如癌症）的能力。因此，它是一种出色的辅助决策工具，但病人个体差异巨大，医生的角色仍将是关键性的。

至于人工智能无法进入的职业，是那些既要费心、费脑，又需要动手的职业。换言之，这些职业同时要求人类的情感同化、智力水平以及手工操作，比如护士或者育婴员等。

（取材自2018-7-31法国《回声报》）

材料三：

人工智能是个很宽泛的话题。从智能手机到无人驾驶汽车，到未来可能改变世界的重大变革，人工智能可以涉及很多东西。“人工智能”这个词1956年就出现了。

弱人工智能是指擅长于单个技能的人工智能，比如能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它只会下象棋，你要问它怎样更好地在硬盘上储存数据，它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强人工智能指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人类能干的脑力活它都能干。有学者把智能定义为“一种宽泛的、综合的心理能力”，它能够进行思考、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和从经验中学习等。强人工智能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可以和人类一样得心应手。创造强人工智能比创造弱人工智能难得多，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超人工智能指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更聪明的原起于人类设计的人工智能。它具有一次比一次更强的自我改进的机制。

人工智能革命是从弱人工智能，通过强人工智能，最终到达超人工智能的旅途。这段旅途中人类可能会生存下来，可能不会，但是无论如何，世界将变得不一样。

（取材自《“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