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是史家对历史存在的考察，带有主观性，“思想”本身就是主观的产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然而，“思想”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差异而改变，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

达此目的，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思想”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现实之中，提出的各种主张，无不来自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直接间接地带着阶级或者阶层的历史印记，因而思想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厘清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特点、思想家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问题，考察思想家个人及其群体对该思想主张的实践情况。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观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当时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和支持，又在哪个层面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辩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统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将其体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认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相互连贯，互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为后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同时有着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必须科学分析其具体含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才能不违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观性突出，研究者的爱好、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司空见惯。但是，思想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并不能随意剪裁、望文生义。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主张、逻辑、概念，有其具体的含义和指向，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是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否则，写出来的思想史著作，名为“思想史”，实际上和历史的属性相悖。

第三，站在时代高度，自觉分析今古。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关注现实、论证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则是相通的，和古人对话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责任担当。这要求研究者有关注现实的自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寻找、论证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装现代人的头脑，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于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科学的理性，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面向未来。

从这个高度出发，在和古人对话中，才能以常理、常情、常识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变。

（摘编自臧知非《史学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

遗失在秋街上的梦

若能回到西周，我定然要挑一担布，嗤嗤地到水海子村贸丝，寻见那位美丽的姑娘，等待她说：“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然后幸福的醉去。

曾以为，在这化佛山下，会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间茅屋，两把藤椅一壶茶。闲时劈柴喂马，乘白云，沐微雨，到田野里去锄瓜。然而，十几年后，不见了白云，消失了微雨，一切都变了模样。

在茫茫千里的滇西彝山腹地，有山名曰“化佛山”。山上树木参天，藤树缠结，遮天蔽日，令人想到“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的爱情歌曲。林中小道，谷幽路转，溪水潺潺，是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山下良田千亩，农舍烟缭，仿佛桃花源一般。自明代其就有很多高僧在这清幽之地修行，“万年修来化佛去、修身养性第一山”。

山顶有一条街，就是著名的秋街。秋街还有两个别名：响鼓地和花街。相传，地底埋藏着一面巨大的战鼓。登临之际，用力跺脚，地下会传来似有若无的沉沉鼓声。这里，满是野花野草，从春到秋，花香四溢，于是又有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名字——花街。

花街确是一个适宜青年男女抒情的地方。也许从西周开始，这里就有赶秋会的习俗。立秋之日，化佛山周围村寨的青年男女，自带糕点水酒，聚到秋街，在华盖般的古木浓阴下，弹起弦子，对山歌，唱小调，跳一场欢快的左脚舞^①，传达爱意，交换信物。用歌声唱出他们爱的乐章，用舞步迈出他们爱的行程。年复一年，演义着无数让人沉醉的爱情故事。

那一年，刚从学校毕业，到化佛山下小城工作。那时的自己是多么年轻啊！花格子的衬衣，石磨蓝的牛仔裤，擦得锃亮的皮鞋，加上弯曲微卷的头发，连自己都感觉帅气、精神。也是立秋，我被村里的好友阿亮扯着，来到秋街。那还是纯粹的“村姑时代”，平日闲聊，总是说起村里姑娘们多么美丽，多么温柔，那质朴与灵巧，又不乏痴情，竟如远古时代的钟情女子一样。如今，终于能够和她们近距离亲密接触，机会何其难得！节日里的秋街欢快热闹的气氛，仅用“美女如云”一词真是难以道尽。因为是当地人，阿亮自然是赶秋会的“油条”了，仿佛整个秋街上的姑娘他都认识，一会儿拉着姑娘们跳脚，一会儿又在青松树旁茶花树下用我听不懂的彝语和姑娘们玩笑。偶尔还大胆地和姑娘们动一下手脚，羞得姑娘们远远跑去……

也许跳累了，阿亮终于约我和他最要好的几个姑娘在林间的草坪上坐了下来。喝着姑娘们带来的甜甜的水酒，一群青年人，在既羞涩含蓄又毫无遮拦的说笑中相互熟稔起来。就在分手的那一刻，那个始终微笑着默默不语的姑娘羞赧地向我走来，把一双鞋垫塞到我手里。还没来得及致谢，她就低下头，一转身，跑远了。哦，“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经不住凉风的娇羞”，脑子里即刻出现徐志摩的诗句。

在我再三的追问下，阿亮向我介绍了那姑娘的情况，说她是山下水海子村的……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毫无意料时出现。就在那秋街上，就在那姑娘低头娇羞的那一刻，仿佛那个美丽的梦就开始了，那句诗，始终如刀刻一般，挥之不去。一份亲切，一份怜爱，一份思念，在思绪中弥漫开去，溢满了秋街。

于是我努力去翻阅着那山、那水、那村庄，得知了化佛山下那些美丽的村庄，水海子、新房、大平地、小石桥……

然而，造化弄人，美丽的风景也总是容易错过。下一个立秋日到来的时候，我被公司派去出远差了，这一去就是十几年。我一直想，那美丽的姑娘一定站在秋街上向着远方的山路上眺望，不见我的到来，是否也“泣涕涟涟”？只好数着日子等待着下一个立秋日。

终于，又踏上那通往秋街的山路。我想像着村口姑娘的“载笑载言”，低着头，一一细说着别后的那份思念与深情。可是，当我站在当年与姑娘分手的秋街上，忽然发觉秋街已不是过去的秋街了——没有了三五成群嬉笑的村姑，也没有了欢快的舞蹈和盈盈的笑脸。只有那卖电子手表的小贩，高声喊着，叫卖得热火朝天。失落，莫名的失落；紧张，莫名的紧张。莫非我再也不能遇见那美丽的姑娘？我可是连她的名字也还都没有问到……

从秋街回来，我发疯般地去寻找阿亮。结果是他到青海湖挖虫草去了，多年杳无音信。找个理由走访水海子村，姑娘人去屋空，只有蛛丝网儿织在窗框上，人说姑娘们都到深圳打工去了。很想打探那送我鞋垫的姑娘姓甚名谁，可又无从问起……

姑娘送的我鞋垫至今还好好珍藏着。谛视着那细细密密的线纹，仿佛绣满了密密的情缘和时代的密码。但无论如何，也弄不懂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上千年的村姑时代摧毁，涤荡得不留一丝痕迹。那化佛山上的秋街，不知当算我梦开始的地方，还是伤心开始的地方。我一直认为化佛山这名字是有误的，先前肯定不叫这个——那烂漫的秋街，那传说千年的爱情，怎么会和“化佛”二字有关呢？

十几多年过去，恍惚中总是感觉自己最为珍贵的东西遗失在了化佛山，在秋街，总想去找回。再次走在秋街上，当年跳左脚舞的响鼓地已被一条公路穿插得七零八落。秋街仿佛更加热闹了，还是美女如云，却个个如香港女郎。我知道，她们是村姑们的后代。当年的村姑们，老态地坐在远处，以兜售山货、土产为生。她们依然静默，或许在想着当年的情郎吧？那是在默默地祭奠着一场有始无终的爱情。

我无目的地在秋街上走着，仿佛要寻回什么，但分明是更加失落了。山水依旧，花木繁盛，响鼓地踏上去，依然沉沉作响。节日之际，旅游的人们来了，花街随处可见整装待发的游客。附近的村民在山林间来往穿梭，有的用牲口驮，有的用尖底篓背，那是他们要卖的货物，开汤锅用的食物和水。一张三色布摆一个货架，一块草地就能摆一个地摊，有射箭的，有打气枪的。花街一侧高大林木里仍然有左脚歌舞表演，弦声清脆悠扬……

可是，梦中那质朴、美丽的姑娘，那甜蜜的酒水，还有油条般的阿亮，都到哪里去了呢？你们还在其间吗？

（取材于李光伟同题散文）

（注）左脚舞，彝族的一种传统舞蹈。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