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容易相信“阴谋论”？

彭凯平

①法国极右翼势力差点赢得地方选举，让世界虚惊一场。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美国的特朗普和法国的勒庞并非孤例，美欧民粹主义勃兴乃二战以来前所未有。与政治极端主义勃兴同样需要警惕的，还有“阴谋论”，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两者如同孪生兄弟。

②发生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政治事件，     。

③很多政治极端主义虽然走的是两个极端，或左或右，但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倾向于相信“阴谋论”。比如很多德国纳粹相信德国一战战败的原因是犹太人的阴谋；相对应的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认为红色共产主义已经渗透进了美国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立场绝对相反的人也经常会利用同一个“阴谋论”，只不过是把矛头颠倒过来了。比如，网上盛传的所谓《中情局十条诫令》，起先是被英美的右派说成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规则。而后来在中国，则将其说成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1951年的“极机密行事手册或行动手册”中的内容，以激发中国人民的反美之心。如今，类似的如“转基因阴谋论”“金融阴谋论”“气候阴谋论”等，是中外共有、左右派共享的典型舆论。

⑤为什么政治极端主义者容易相信这些“阴谋论”呢？荷兰的三位心理学家设计了四个心理学实验。

⑥研究一：该研究共招募了207名美国被试者，后来回收有效数据187份。研究者测查了被试者对“金融危机阴谋论”和“气候变化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从1到7）；同时，为了进一步测试是否政治极端主义者只是对与政治有关的社会事件更加具有妄想症，实验还在两个“阴谋论”的分析中加入了一个“人际妄想症测试”。

⑦结果发现，对“金融危机阴谋论”和“气候危机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与政治极端主义倾向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妄想症无关。说明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心智是正常的，只不过思想偏激些。

⑧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相关关系是否存在于其他“阴谋论”中以及可能的原因，研究者又进行了下面的研究。被试者是从荷兰具有代表性的全国选民样本中抽取的。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测查被试者对于6个不同“阴谋论”的相信程度来评价他们对于“阴谋论”的态度，同时测量了被试者对复杂政治问题倾向于采取简单解决方案的程度来判断他们在政治上的偏激程度。

⑨结果表明，拥有极端政治立场的被试者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并且对政治问题简单化策略的追捧程度也更高。在他们看来，拯救世界很简单，有“超人”“大帝”“伟人”即可。

⑩另一个补充实验，主要测查了被试者对其他领域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极端主义倾向，目的是为了确定被试者在非政治领域的极端主义倾向是否会对实验产生影响。

⑪结果发现，极端的政治意识和大多数极端的非政治意识态度间不存在相关性。

⑫通过以上四个研究，研究人员认为：极端的政治意识与相信“阴谋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且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对于社会政策简单化的追捧程度。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具有绝对分明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社会事件持有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习惯采用简单直接的处理方式，而看不到社会事件背后复杂的逻辑关系。因此，一旦发生复杂事件，就倾向于认为事件背后肯定是有本群体之外的人在搞阴谋导致的。

⑬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形，中国文化中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不走极端，不简单化政治意识问题，可能是我们避免陷入“阴谋论”陷阱的必备条件。

⑭孔子也早就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期以来少有人能够做得到。而这也是我们心理学家时常感到无奈的现实情况：当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一般人能够理解和解释的时候，“阴谋论”就成了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解释。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06期，有删改）

与儒家崇圣、墨家尚贤相反，道家对于圣贤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抵制，如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使民不为盗”，庄子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在于使老百姓回到纯然朴素的状态中，削弱社会的等级差别和能力差异。法家所提倡的尚法不尚贤，意在废除人为的能力评判、德行评骘，从而使法律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唯一标准，成为同一贤愚的绝对要求。道家想要社会回归于原始初朴的状态，实际上消解了社会组织的全部意义，而法家所设立的法，恰恰是为了维护在乱世之中的公共秩序，以其在圣人与贤臣之外，建立一个更具有可行性的社会秩序的维持方式。

法家所强调的人才选拔，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出于责任和能力的考量，试图建立一个有公法可依、责权分明的公共社会。在法家看来，国家设置各级各类行政官员，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履行为公的职责，分担公共社会中的事务性工作。《慎子•君臣》中提出“官不私亲”的原则，肯定了选官必出于公。《慎子•威德》中反对“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为平天下而立天子，为治国家而立国君，为管理公事而立官长。天子、国君、官长必以天下、国家、官事为本，而不能以天子、国君、官长自身的私权为本。

先秦法家以官职的大小、官阶的高低作为衡量士人社会价值的尺度。遴选出来的官员未必都是圣贤之人，但他们却是社会治理的具体执掌者，肩负起规范社会运行的责任。在君主制官僚体系下，官员的本职角色只能是协助君主治理人民，多在上向君主负责，少在下向民众负责。先秦法家吸收了道家思想，提倡君王垂拱，官员任事，《慎子•民杂》论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申子•大体》也有：“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更是用摇木、张纲及救火三事为例，肯定了官员在君民之间的过渡作用。尽管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君王手中，但官职是因其客观必要性而存在的，官员在执事时也是相对独立的，必须遵守一切为公的基本准则。

官员行使职权时，要废私立公，明于公私之分，做到清廉、方正、奉法，这是官员的公共责任。法家明确反对官员有私，要求“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批评“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群臣持禄养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官员一旦结交私人关系，很容易玩忽职守。不过，法家也承认官员在私人领域内有私，个人的私心并不绝对与公共责任冲突。

官员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承担应做的社会事务，还有一层涵义是在没有处理好时，官员要受到谴责和制裁。先秦法家完全不寄希望于道德说教，而是“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凡事一决于法，由君王对官员察言、任事、观行、考功，任何官员为政的任何环节，只要有所违背或者有所不妥，就必须对其有相应惩戒，绝不能枉法而任由之。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官员问责机制的早期简单形态，问责的原则是法，问责的主体是君王，问责的方法是赏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