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摊破浣溪沙》），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重读经典

经典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包括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还能包括西方世界一些好的舶来品。一般经典之作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讲述着天理、人伦，在表达作者意图的同时也教化着人们。它反映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社会章程，强调了人自我素质的提高追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加剧，物欲极度膨胀，信息无限爆炸的时代，大多数人信奉的是“物质至上”的信条，他们忘却了那些先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抛弃了精神上的家园，在现代生活中日渐沉沦。

商业文明倡导的是声色犬马的感性生活，而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则是庄敬平和的理性生活，因为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理性文化倡导个体要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仅是在感官层面上满足自我，更不是放纵自我。

经典在文化上的价值，表现于熏陶一种正当人格的养成，同时经典具有调理人心、救治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作用。我们所提倡的经典，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人道即社会伦理，这是个体的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基础，假使一个人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使《庄子》、《子》、《韩非子》，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等。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人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

经典的能量是巨大的。重读经典的时候，你能时时感受到，原来理性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渗透在字里行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纵是作品诞生在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也不得不感叹，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不分年代，不分国界，许许多多的情感、行为、错误、经验竟然是一样的，在经典的世界里人们能在几个世纪前找到自己的知音，也能在历史的无限循环中看到一些豆古不变的东西。

近几年来，呼唤重读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现实中的重读，不过只是少数文化人不时的呼吁和偶尔见诸媒体的几篇报道，并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气。朱自清先生早在1942年就这么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又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民对于其本国的经典都应抱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也是一个人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所以，我们这代人，都应该重读经典。

倡导经典，同时就是在倡导道德、法律和度诚，就是在倡导和谐社会。重拾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经典，让心灵穿越千年的障碍与前贤沟通，从书中找到属于我们当代的瑰宝，让我们的步伐与时代同步，与经典偕行。

(摘自百度文库《重读经典》)

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我们见证了艺术与世界从“不即不离”到“拉开距离”，再到“距离消蚀”的过程。

在古典的艺术话语体系中，如何借助线条、光影、色彩等手段，创造出如其所见、所知、所感的视觉真实，是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所谓视觉真实，是指在接受者的观看模式中，造型艺术的符号与它所再现的世界之间具有“似真性”。之所以说“似真”，是因为艺术符号再现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表象的世界。

艺术与世界的关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不即不离，既贴近生活，又融合了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艺术的世界虽是幻象，但具有接受效果上的真实感。说它是幻象，一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创造性过程，艺术效果取决于再现的媒介、对象与技艺；二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抽象过程，再现什么、如何再现，取决于艺术家观察自然的眼光或图式。说它是真实，一是因为造型符号与所指涉的事物之间具有约定俗成的指涉关系；二是因为它并不记录时空中偶然的事态或个别的事实，而是表现人生普遍的情绪与意义。

因此，作为幻想的制造者，艺术家不仅呈现表象的世界，而且建构视觉的真实。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古典大师，用完美的技艺不仅把自然的微妙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赋予他所创造的形象以情感和生命。在古典的艺术世界，艺术家总是在所知与所见之间作出妥协和选择，从而使古典艺术处于相对和谐的境界。

与古典的和谐不同，现代的艺术话语具有鲜明的断裂感。没有传统的延续和确定的规范，现代艺术转而强调“绝对的现代”，强调流动、变化和偶然，以及对艺术陈规的质疑。现代艺术家抛弃了对外部自然和现实世界的真诚，转而痴迷于视觉印象的真实和转瞬即逝的美。尤其从塞尚、高更、梵高以来，在对视觉现象的重估中，他们抛弃了三维空间的幻觉，“越来越大胆地切断艺术中的再现因素，以便越来越坚定地在至为简洁、至为抽象的要素中，确立其表现形式的根本法则”。

现代艺术以自我塑造为核心，它鼓励独立自主和表现的自由，给予自我探索以重要地位。一方面，它对艺术价值的评价是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另一方面，它又是反体制的、批判的。它以放荡不羁的形式表达了拒绝媚俗的精英意识，无形中拉大了精英与大众的距离。因而，现代艺术与大众格格不入，注定无法通俗。

如果说现代艺术以艺术的自主性为前提，刻意拉大艺术与世界、精英与大众、雅与俗的距离，那么后现代艺术则产生了“距离的消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

在艺术风格上，雅俗艺术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已经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艺术家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号拼贴的混杂风格之中，现代美学一本正经的精英意识已经被戏谑的、嘲讽的审美立场所取代。在后现代艺术中，伴随着雅俗文化的融合以及不同风格艺术的混杂，各种距离感消失了。人们片面地强调直观性、轰动性、新奇和刺激，消解了时空感受的审美距离。

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对过去符号的拼贴、挪用、解构与重组，来消解信息与娱乐、现实与影像、精英与大众、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差异性。因此，后现代艺术往往不像现代艺术那样给人很强的距离感，与此同时，它的批判性也相对减弱了。

(摘编自周计武《微博橙子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