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迄今为止，记忆一直与人体尤其是大脑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理解，群体不可能有记忆，因为群体不拥有身体和大脑。学者们充其量承认，某个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在他与其他人交往中，并且是在社会的框架里形成的。这正是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的观点。根据他的论证，没有社会机制就无从谈起记忆，因为一个人总是根据一定的范畴把接收的印象整理成可以回忆的信息，而这里所说的范畴具有社会性质。如果使用哈布瓦赫老师涂尔干的话说，回忆和过去是“集体的描述”。因此，哈布瓦赫使用“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以指代个体的记忆及其社会起源。

我们用“文化记忆”这个命题对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加以扩展和完善。首先区分三种记忆形式：个体记忆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集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文化记忆是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因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遗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且形态各异，所以很难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限制。文化记忆具有多层含义,一旦借助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被修改的可能性。有的文献可能被废弃或者受到忽视，有些则被视为核心文献。文化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的变化，所有那些被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东西都被忘记；而在有文字的情况中，文献通过审查被分为经典与档案，经典指那些必不可少的，而档案则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把哈布瓦赫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叫作“交流记忆”，目的是把这种记忆与文化记忆加以区别。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凭借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哪些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文化记忆，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犹如长销书与畅销书。

相比之下，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视域，它可以长达两三千年，因为它建立在特定的基点上。以古代西方文化来说，这个基点包括《荷马史诗》。我们现在知道古埃及金字塔铭文和苏美尔祈祷文的成文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但是它们不属于西方的文化记忆，因为它们并未构成西方人确立文化身份时的坐标。

（摘编自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是直觉的。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谈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