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重在环境保护，它虽然也是环境美学肯定的，却又是环境保护学、环境生态学所共同的，并不是环境美学的特殊性所在。利居，重在环境开发，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明显地在利用环境，而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人与环境命运相共，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情感性，宜居，重在生态，利居，重在功利，只有乐居，才重在情感，而众所周知，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因素，是人之为人之根本。文化性，说明乐居是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的，它建立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的基础上，而且它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在某种意义上，乐居这一概念是与幸福概念相通的，而且它就是幸福的代名词。环境美学将乐居作为环境美的最高功能，实际上它成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

人性化，或者说以人为本，在环境建设上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就要落实在乐居这一层面上。宜居、利居，均也是以人为本的，但不是最高层面，因为在宜居和利居的层面上，人性没有充分地肯定，只有到达乐居层面，人性才获得充分地肯定。人在环境方面的全面需要才得以满足。

从以人为本的维度来看环境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是最能满足人性的，而且也是最能令人乐居的。

山水园林城市，首先是是自然较一般城市多，它有山，有水，能充分满足人对自然的需要，人本来自自然，然当人们为了功利的需要，涌进城市以后，这城市为了满足人对功利的贪欲，不得不削山填水，城市是原有的青山没有了，碧水没有了，有的只是成片的钢筋水泥森林。生活这样的森林里，人的内心是极度恐慌的。山水园林城市，将已经被人们赶出的自然请了回来，这就满足了人的亲和自然的本性。山水园林城市虽然自然山水多，但是它并不缺少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山水园林城市中的山水不是原生态的山水，而是按照艺术原则，加工过建设过的山水。由于山水园林城市全面满足人对自然、对文明的需求，因此，它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活场所，是乐居的首选之地。

（选自《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删减）

汉字危机

中国的书写交流进入键盘化时代只有十几年，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电脑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都能迅速掌握文字输入。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很多人写字总是提笔忘字，尤其是经常使用的汉字往往一下想不起来了，这跟他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无数信息和知识的身份有点不符。很多人纷纷惊呼汉字危机来了，拯救汉字刻不容缓。

书写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式，只有经常书写，才能记住一个字该怎么写。过去用笔书写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同时进行，键盘输入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直接写汉字，而是让你在候选的字码中去选择正确的那个字。这就是汉字在键盘输入时代面临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就是音素文字和语素文字的最大区别。所有音素文字（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它们只有音和形，而且音形基本统一，打字本身就是书写过程。我们是拼音解决汉字输入问题，而不是在键盘上打笔画。五笔字型不会让你忘记一个汉字怎么写，但是可能会让你忽略它该怎么读；拼音输入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字怎么读，却让你慢慢忘记它怎么写。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开始遇到能说能读能输入但可能不会写的问题了。这也暴露了汉字的自身局限问题。

网络时代屡屡出现新词，人们对“雷”、“囧”这类汉字就赋予了新的含义。从每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中不难看出，新的词语越来越多，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文化含量，继而还可能导致汉语的使用环境和美感越来越差。网络语言通过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迅速扩散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只是迎合某一类信息某一种情绪在传播的当口被创造出来，并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为了提高书写效率，方便学习和交流，开始出现俗字、新字，汉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却有不断简化的趋势。是否要恢复繁体字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汉字究竟怎么写，它的结构组合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可能都觉得不重要了。今天8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使用汉字，这其中多数人就像街头对话一样也仅仅是用来交流，而不是用来写作或研究。比如你打一个“爨”( cuan)，用简拼敲四下就出来了，你不用去写31画，它比你打一个“装”(zhuang)还少两下，笔画已经不是键盘输入时代最让人疼痛的问题了。那么，汉字是否还要继续简化就不是问题了。

汉字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刻在龟甲上，还是刻在竹简上，还是写在帛上，或者写在纸上，乃至今天用计算机编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汉字从来没有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被淘汰或异化。而眼前，我们汉字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交流和传播。汉字在外国人看来是最难学的文字，汉语是最难掌握的语言。

古代中国的劝农制度

黄启昌

“民以食为天”，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里，农业不仅关乎人民的生活，而且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有鉴于此，历代王朝都不得不以农为本，从皇帝到县令无不把劝农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劝农制度。

中国的劝农制度创始于周代。周代帝王在每年的孟春之月，都要举行“藉田”仪式向上天“祈谷”。同时派官员到各地巡行，代表天子劝农。战国时，魏国的李悝提出了劝农经济理论，他主张国家在丰年平价购粮，在荒年平价售出，通过限制商人投机来保护农民和社会的利益。在西汉，汉高祖刘邦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各帝王对劝课农桑都颇为重视，屡下劝农诏，将劝课农桑的好坏作为考核各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唐代设置各级劝农官员。宋代的劝农政策和措施，较前代更为完善，并趋于定型。除了皇帝经常发布劝农诏令外，州、县官上任往往都要以《劝农文》的形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针对性的劝农意见或建议，这是宋代劝农制度的一大特点。元、明、清三代的劝农力度，与前代相比也好不逊色。

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分土与民，使无地的破产农民获得一块土地，从而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或佃农。如战国秦初的“授田制”。获得了一块土地的农民，其生产积极性会大大提高，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一般而言，每一次改朝换代，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战争而造成战乱，战后往往是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封建政府承认土地关系变化的变化现实，对于农民在战乱之后占有的无主荒地，或从地主手中夺得的土地，封建政府确认其所有权或占有权，同时鼓励开垦荒地。

大体而言，每个王朝在立国之初，都会吸取前朝因苛捐杂税引起民怨而亡国的教训，因而大多采取一些旨在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这构成了古代劝农制度的重要内容。水利是农业的重要命脉，兴修水利成为历代劝农制度的题中之义。在劝农的同时，历代政府还比较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通过宣传、示范，把农业技术传授给广大农民，达到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目的。汉代的农技推广工作，在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在农作物引进方面的突出贡献。自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一方面汉代的农业技术等传到西域和周边地区，另一方面也从域外引进了不少农作物，丰富了中国农作物的种类，并产生了长远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劝农制度及其实践，对古代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劝农政策及其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农学的发展，强化了农本意识，使“崇本抑末”观念日趋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