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

经典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包括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还能包括西方世界一些好的舶来品。一般经典之作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讲述着天理、人伦，在表达作者意图的同时也教化着人们。它反映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社会章程，强调了人自我素质的提高追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加剧，物欲极度膨胀，信息无限爆炸的时代，大多数人信奉的是“物质至上”的信条，他们忘却了那些先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抛弃了精神上的家园，在现代生活中日渐沉沦。

商业文明倡导的是声色犬马的感性生活，而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则是庄敬平和的理性生活，因为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理性文化倡导个体要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仅是在感官层面上满足自我，更不是放纵自我。

经典在文化上的价值，表现于熏陶一种正当人格的养成，同时经典具有调理人心、救治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作用。我们所提倡的经典，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人道即社会伦理，这是个体的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基础，假使一个人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使《庄子》、《子》、《韩非子》，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等。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人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

经典的能量是巨大的。重读经典的时候，你能时时感受到，原来理性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渗透在字里行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纵是作品诞生在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也不得不感叹，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不分年代，不分国界，许许多多的情感、行为、错误、经验竟然是一样的，在经典的世界里人们能在几个世纪前找到自己的知音，也能在历史的无限循环中看到一些豆古不变的东西。

近几年来，呼唤重读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现实中的重读，不过只是少数文化人不时的呼吁和偶尔见诸媒体的几篇报道，并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气。朱自清先生早在1942年就这么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又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民对于其本国的经典都应抱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也是一个人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所以，我们这代人，都应该重读经典。

倡导经典，同时就是在倡导道德、法律和度诚，就是在倡导和谐社会。重拾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经典，让心灵穿越千年的障碍与前贤沟通，从书中找到属于我们当代的瑰宝，让我们的步伐与时代同步，与经典偕行。

(摘自百度文库《重读经典》)

①周国平的散文不是时下流行的各种“休闲散文”，也不是说古道今的所谓“文化散文”。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所作的是一种探究人生之谜，追索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哲理散文。他关怀的是当前世界中人的境遇和人的精神状况。在这个日趋世俗的实利主义时代，这样的探究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国平是孤独的’。然而，追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已经成为他难解难分的情结，他在追索中体验着人生的乐趣和心灵的欣慰。

②周围平说他的孤独“带着如此浓烈的爱意，爱着田野里的花朵、小草；树木和河流。”在《守望的距离》中，他怀着对生活的深深爱意，谈生活和人生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在现实的利益世界中，在其中随波逐流。“人必然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不能攀援在社会建筑物和他人身上”，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上，还应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家园。失去精神价值的生活，纵然轰轰烈烈，也只是浮光掠影的表象，是一种空虚和无聊的生活。“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他告诫读者，不要让琐屑的生活淹没自己，不要失去自己，尤其不要失去精神家园。一个人拥有精神家园，他就拥有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③周国平对探讨死亡情有独钟，因为死亡和人生的意义紧密相连，所谓“未知死，焉知生”即是如此。对生命的思考，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寻求，全出于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人总有一死，无论经历多少喧哗和骚动，有过多少光荣与梦想，结局总要走向寂灭。他认为人如果想明白了生生必死的道理，他就不会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头来一场空的虚名浮利了，因而他感叹“我们短暂的生命过于拥挤，我们把太多的光阴抛洒在繁忙的工场和喧闹的市场。”一个人思考过死亡就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

④他寻求爱的智慧，他认为爱情基于幻想，而爱的魅力在于“永远未完成”，每当爱完成了的时候，爱就终结了。他谈幸福，他说幸福是爱心的充实，是一种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受。名利的热衷追逐，奢侈的生活方式给人的只是一种浅薄的优越感，而不是幸福感。真正的人生境界是绚烂归于平淡，执着于淡泊中的追求。他侃侃而论的是人生的各种生活形态和情感世界。是对于人生真谛的感悟。读《守望的距离》，你会感到这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是一种人生境界与另一种人生境界的挑战。那些充满睿智和哲理的隽永内涵，那些美丽的近乎格言和诗语的句子，都会深深地打动人的心灵深处，都会让人思考自我境遇，关怀自我灵魂，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⑤其实周国平所追求的就是对于有限生命的超越。在茫茫世界中，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的具体的现实生命是偶然的，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无论获得多少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他在时间上转瞬即逝，在空间只能偏于一隅。人要摆脱自我局限只有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上寻求无限，从而获得自由生命的体验。人( )在无限中感到自我生命的短暂、平庸的渺小，( )激越之情。并不是人人都在体验人生，尽管人人都生活着。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寻求个人和有限实际利益中去的人，尽管他们得到更多的名利，但他们无暇和无能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也就不能超越琐屑和平庸的生活事实，寻求和洞察人生中有意义的情调。没有精神家园的人不能将自我一分为二，其精神和物质，理想和生活事实也就相差无几，不能将自己的人生作为自我观照、思考和欣赏的对象，不能领略人生的价值和美好。

⑥周国平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守望的距离”，正表明： ， ，距离产生美， 。当然人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利害，但一旦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就不会过份地看重和依赖它们，因为，在人生中还有比功名利禄、成功失败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胸怀”。这样就能始终对人生保持着诗意的美好感受。让我们永远拥有和执着地守望着这一片珍贵的精神家园吧。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而且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然而，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和儿童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若片面强调其特殊性而淡化二者的共性，将导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这种把童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如此，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童年研究一样，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儿童本位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段，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儿童本位的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然而，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或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关乎儿童的本质，也关乎儿童文学的本质。比如，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脆弱的还是也包含相反特质？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位论的基础。

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摘编自杜传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反思》）

修养的“外在”方面是效法楷模所具备的属性—评价之心充分发挥作用，确立把“义”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的恒常态度，实行心所命令的某种社会行为。德性的关键在于培养“义”领先的恒常态度，因为这一态度把作出评价与依据评价指导实际行为联系了起来。被仿效的楷模有时是历史上的典范——业绩记录在册的圣贤。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实行修养就要学习描述圣王行为的著作。有时楷模是活着的人，如教师、父亲、长官或君主。孔子说：“见贤思齐焉。”

中国的学习理论设想：人们天生具有学习榜样的能力，这种学习可能是对周围人无意识的仿效，因此，善择邻人就显得很重要。学习也可能是自觉地试图模仿教师、士大夫或祖先的态度与行为。尽管个人可能受到否定性榜样（如恶邻）的行为的影响，但多数人必定为道德楷模所吸引并自觉仿效。

对儒家来说，效法楷模不仅是道德教育的一条途径，更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它能够通过树立正确榜样向人们反复灌输各种德行。中国早期许多政治著作中都暗含这一设想。它们经常描述有修养之人充当他人仿效楷模的责任，赞扬道德楷模在改变众人的行为方面的功效。换句话说，当道德高尚的榜样存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据《论语》的说法，如果当权者以正直来引导人民，那就没人敢于背其道而行之。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供人民效法而树立的楷模，从古代的崇高人物如关羽（忠诚的楷模）和舜（孝顺的楷模），一直到活着的和邻近的楷模。

楷模理论中另一个信念是，人的行为目的不应是获取财富，而应是做一个模范之人，也就是使他的先天的评价之心和社会倾向得到实现。“圣人”和“君子”是用来称呼这种榜样的，他们应当享有官职并充作别人效法的楷模。这就是儒家所充当的榜样。尽管受尊敬的地位、荣誉等是人的合理要求和天然向往，但对儒家来说，这些没有什么会重于“浮云”。当官的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德性的榜样，理想上，谋求官职之人的目的应当是这种影响他人的机会，而不是物质利益。在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有名的“清官”称号就是指居于高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楷模仿效不是儒家的专利。在道家思想中，圣人以道为楷模，人民则效法圣人，效法的是楷模的“无为”。儒家思想中，楷模仿效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得很充分。因此，不断出版的用于青年教育、赞扬楷模生平的文学作品，忠、孝等各种榜样几乎被推崇到了神明化身的地步。

从孔子的时代起，楷模仿效已成了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楷模仿效的思想比孔子的思想更为古老，通过研究它的起源，我们就能确切地阐明修养过程的“外在”方面的涵义。

（节选自蒙罗《早期中国“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