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御制《盛京赋》散谈

王充闾

说到《盛京赋》，人们自然会想到赋（尤其是汉赋）这一古代重要文体的发展源流。赋是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化长期交流、渗透、融合的产物。自从战国后期诞生以来，特别是汉代大赋的出现，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直陈今世之政治得失”。号称“赋圣”的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体例：通篇大肆铺陈辞藻，极尽夸饰、赞美之能事，最后带上几笔，略显讽谏之意。典型的赋，一般包括三大部分，即序、正文和被称作“乱”的结尾。它的“丰辞缛藻，穷极声貌”，非常适合对盛世的歌功颂德，能够迎合封建帝王的豪华追求与骄奢心理。因而与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很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这种汉大赋，有一些是咏诵名都胜邑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皇都，以彰显帝京文化，盛赞政治体制、礼仪制度。内容多是渲染城池形胜，描写帝王游猎，罗列宫观物产，杂谈禽兽草木，等等。最早的有扬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而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为最著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徐干的《齐都赋》，刘桢的《鲁都赋》，左思的《齐都赋》，而声名最为显赫的是左思的《三都赋》。迨至唐宋时代，赋这一文体出现了诗性化、散文化、抒情化的趋向，那种大赋形制的京都赋就相对稀少了。

乾隆帝这篇以陪都为题材的三四千字的大赋，具备了一般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诸如用韵、对偶、讲求文采，铺张扬厉，以咏物、言志为旨归，以意象、形象为表现手段，等等；同时，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其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刻上了汉大赋的烙印；而且囊括了前代多数京都赋的内涵。像班固的《两都赋》，主要状写东西二都山川形胜、物产丰饶、宫室之美、田猎之乐，并且包孕了抑奢崇俭的内涵；而左思的《三都赋》，是写三国时期三个京都的壮美形势，刻画封畿的环境，市井的繁荣，宫室的瑰丽，游乐的盛况。三篇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所侧重，蜀都写其险阻，吴都写其富饶，魏都写其壮伟和典章制度。《盛京赋》集其大成，既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更写出盛京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地域广阔，物产丰饶；又追怀开国时期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宫室富丽，内容十分繁富，显现出意在雄视百代的帝王文学的气魄，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当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有些句子袭用前人辞赋名篇；堆砌、凑泊，杂沓、繁琐；而且使用一些生字僻字，晦涩难懂。应该说，有些缺陷也是此一文体本身带来的，不独此赋为然。……

其实，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种文体都有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颓的必然历程。近年，国内掀起一阵作赋热潮，“名城赋”之类的作品经常载诸报端。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部分具备赋体特征、文学性较强者外，许多作品有其名而无其实。有一些敷衍成篇，无非像那类既不合乎格律又缺乏文采的所谓“传统诗”，是不具备传诵价值的。

（节选自2010年11月02日《天津日报》）

京剧表演的是中国的故事，京剧摄影是将表演的精彩瞬间生动而完美地呈现出来。京剧舞台上动态与静态的变化具有直观性、独特性。剧中人在舞台上，或静如处子，或动如脱兔。人一动，则水袖翩翩，及至扇子、髯口、帽翅的开合、抖动、高扬，以及打出手、云里翻等，都刻画着人物性格，演绎着剧情。那刚柔相济的飘逸之美，流动着艺术的韵律，恰似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

摄影家在构思中，以此抓拍而完成的二度创作，源于舞台，又高于舞台，可完美表现摄影艺术的特质，拓宽读者欣赏与想象的空间。

动态的瞬间是形，传神的瞬间是眼。京剧演员的眼睛，经过长期的训练，灵动有神，顾盼生辉，因而在剧中优秀演员总会用眼神配合形体，表达剧中人物复杂细腻的感情、性格、思想与意念等。这是京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俗称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全在眼上。摄影家要把京剧的拍摄提升到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应在动态抓拍中以人物为中心，画龙点睛，以眼传神。果如此，自觉抓拍的人物眼睛喜怒哀乐悲恐惊的变化，或是忧愁思忆病醉疯的状态，会有神来之笔，提契全片，摄影作品自会有了灵魂、灵动和灵气。

剧场抓拍，并非易事，除了摄影者要具备专业的摄影技术外，还需要他们能够多做功课，包括多读剧本、熟悉剧情、了解人物以及知道一场文戏或武戏的表演特点和出彩在何处，即哪时眼睛最传神，哪时表演的神与情独具魅力等。同时，进行抓拍创作时，又不可按预想刻舟求剑，要手握相机随表演的新变化盯住剧中人，用虚实、远近、渲染、衬托、对比、夸张、仰拍、特写、全景等手法，变换光圈和速度等，方可从容得神来之笔。

京剧艺术荟萃中华艺术之美。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怀、伦理道德，以及对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尊崇，对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追求，融会贯通为舞台上的真善美，抽象幻化出内化心灵、外愉耳目之美。单从表演之美观察，它是写意之美、虚拟之美、程式之美与夸张之美的集成，是京剧摄影艺术丰富多彩的素材，激发创作灵感的要素，也是对京剧摄影艺术如何升华的挑战。

京剧摄影艺术和其他文艺创作相类，虽然工具是是相机，是快门，但一样功夫在画外。有志于京剧摄影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需要向京剧演员学习，以他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信念为鞭策，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冲动，留下京剧艺术的传神瞬间。

（摘编自靳国君《京剧摄影也需画外功》）

留住乡愁（节选）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重大进展。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7年底的3046万人，年均减少1370万人。到2020年，我国将告别农村绝对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也将实现。2016年，全国592个贫困县中已有28个摘帽；2017年，又有125个贫困县申请摘帽，目前正在进行评估。但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贫困县摘帽，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消失，农村贫困在2020年后仍将以相对贫困和多维度贫困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如果目前的脱贫工作质量不高，一些贫困人口即使现在脱贫了，将来也有可能返贫。因此，衡量脱贫攻坚成效，关键要看能否做到不返贫；而做到不返贫，就要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可持续。

一个地区可持续脱贫，需要建立起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可持续的脱贫机制，主要是指在制度上形成保障贫困户脱贫后不会返贫的机制，在新的贫困出现或出现返贫现象时具有能够有效兜底的制度保障。例如，教育扶贫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不仅是防止新的贫困产生的有效机制，还是防止返贫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当前脱贫摘帽的决胜阶段，建立起可持续的脱贫机制、确保可持续脱贫非常重要。

一个地区可持续脱贫，需要脱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看一个地区是不是实现了真正脱贫，不能只看发展了多少脱贫产业、农民收入短期增加多少，更要看脱贫产业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有的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高较慢，主要原因是产业单一，贫困人口的收入主要是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这类地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出路就在于，发展多种产业，实现收入多元化。要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种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和乡村旅游，积极培育和推广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与此同时，要对发展扶贫主导产业面临的技术和市场等风险进行评估，制定防范和处置风险的有效措施。

一个地区可持续脱贫，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各地应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扶贫救助机制，探索符合贫困群众特点的综合性脱贫机制。要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扶贫，落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责任，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加快建立社会组织帮扶项目与贫困地区需求信息对接机制，确保贫困人口发展需求与社会帮扶有效对接。同时，积极组织动员各类志愿服务团队、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扶贫志愿服务。

（摘编自李小云《脱贫摘帽重在不返贫》，《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6日，有删改）

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的上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的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已“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

（节选自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