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献学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颇多。学习的第一步，是厘清概念，校准术语。

一百多年前，法国学者路易·阿韦在其《拉丁文本考证手册》中，将抄本与作者原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vérité，将抄本与其所从出的父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authenticité。如今我们拟定的对应的中文译名是“正确”和“忠实”。

文本复制传播过程中的“正确”和“忠实”该如何理解？不妨以综艺节目上常见的“拷贝不走样”游戏打比方。具体操作是，比如有A、B、C、D、E五个人，都背对主持人排成一列。主持人让A转过身，给他同时也给观众看一个词语“惺惺相惜”，然后将提示板收起。A让B转过身，在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条件下，通过比手划脚，让B领会这个词语。B再让C转过身，向他模仿A的比手划脚。依次进行，一直到E。如果E能说出“惺惺相惜”，则游戏成功。这个游戏与文本抄写复制传播颇为类似。提示板上的文字，相当于作者原本的表达意图。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代抄本。

值得注意的是，对前代抄本惟妙惟肖的模仿，并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本，因为前代抄本可能已经“走样”了。因而对前代抄本“拷贝不走样”，可以称“忠实”，但却不一定“正确”。

第一代抄本如果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了作者原本，堪称“忠实”，也堪称“正确”。如果其后每一代抄本也都能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前代抄本，那么可以说，截至当下，抄本堪称“忠实”而且“正确”。如果其中有一代抄本“走样”了，那么一般来讲，其后的抄本，或许可以称得上“忠实”，但谈不上“正确”。

西方学者将古典文本校勘的目标表述为“重建作者失落了的手稿”。也就是说，“正确”是校勘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古典文本的写定时代距今已千百年，作者手稿和早期抄本几乎都已不复存在，很难确定存世文本是否完全符合作者原本。于是人们退而求其次，将考量“忠实”与否作为文本校勘的暂时小目标。实现这个小目标的操作过程西方校勘学叫作“对校”。对校的结果，就是给存世抄本排出前后次序，然后在存世抄本证据的基础上，重建最早可考抄本的文本。

保罗·马斯《校勘学》将现有文献证据条件下能够恢复的文本称作“原型”。“原型”可以说是通过“忠实”度考察，不断剔除“走样”，最后逆溯到在传承环节上接近作者原稿的抄本。“原型”毕竟不是“原本”。想要进一步企及“正确”这个校勘的终极目的，就要在“对校”之后，再进行“修正”。“修正”必须是在“对校”所重建的原型的基础之上。

中国校勘学有“校异同”与“定是非”之说，颇类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和“修正”。其实仍有重要不同。中国校勘学所谓“校异同”，其实不是“对校”，而只是“校对”，其结果只是一个平面的异文列表。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其实是在考察异文是否前有所承，也就是是否“忠实”。最终结果是追溯到存世最早抄本，重建所谓“原型”。中国校勘学所谓“定是非”，最常引用的是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所谓“底本之是非”，就是与作者原本一致与否。所谓“立说之是非”，就是作者立说是对还是错。西方校勘学所谓“正确”，其实只相当于“底本之是非”。至于作者立说是对是错，则不是校勘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校勘学其实是将中国所谓“定是非”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对校，追求“忠实”，将文本恢复到现存最早抄本。如果对得到的文本仍有怀疑，则要进行第二步，即修正，追求最终的“正确”。正像A.E.豪斯曼所说，对校是科学，修正是艺术。

人工智能安全性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它能否真正超越人类，而在于它是否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工具和人类是否对其拥有充分的控制权。就像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那样，虽然它们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但人类拥有绝对控制权，所以人们相信它们是安全的。

为了实现对其控制的目标，首先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进行限定。虽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人类智能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目前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还远不如人类智能。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信息存储、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让它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做人类的高级智囊，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在人类。比如，当我们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评估危险程度，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但是否应该发动战争、如何作战等重大决策，还是需要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正如霍金斯所说的那样：“对于智能机器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太过于依赖它们。”

与限定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类似，我们也需要对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定。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是有可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短短六十年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它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从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高度重视的现实情况来看，想要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是不现实的，但为了安全起见，限定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们应当还需要成立“人工智能安全工程”学科，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与规范，确保人工智能不能自我复制，以及在人工智能出现错误时能够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安全。人们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担忧的另一主要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的复制能力远胜于人类的繁衍速度，如果人工智能不断地复制自身，人类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因此，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中，对人工智能的复制权必须掌握在人类手中。同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控制许可制度，只有人工智能产品达到安全标准，才允许进行商业推广和使用。

从源头上看，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造成的，可见，科学技术研究并非无禁区。技术的发展成熟固然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但任何技术都有不确定性，且科技产生的问题通常不能仅仅依靠科技本身得到圆满解决。因此，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还需要充分发挥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宜居，重在环境保护，它虽然也是环境美学肯定的，却又是环境保护学、环境生态学所共同的，并不是环境美学的特殊性所在。利居，重在环境开发，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明显地在利用环境，而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人与环境命运相共，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情感性，宜居，重在生态，利居，重在功利，只有乐居，才重在情感，而众所周知，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因素，是人之为人之根本。文化性，说明乐居是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的，它建立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的基础上，而且它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在某种意义上，乐居这一概念是与幸福概念相通的，而且它就是幸福的代名词。环境美学将乐居作为环境美的最高功能，实际上它成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

人性化，或者说以人为本，在环境建设上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就要落实在乐居这一层面上。宜居、利居，均也是以人为本的，但不是最高层面，因为在宜居和利居的层面上，人性没有充分地肯定，只有到达乐居层面，人性才获得充分地肯定。人在环境方面的全面需要才得以满足。

从以人为本的维度来看环境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是最能满足人性的，而且也是最能令人乐居的。

山水园林城市，首先是是自然较一般城市多，它有山，有水，能充分满足人对自然的需要，人本来自自然，然当人们为了功利的需要，涌进城市以后，这城市为了满足人对功利的贪欲，不得不削山填水，城市是原有的青山没有了，碧水没有了，有的只是成片的钢筋水泥森林。生活这样的森林里，人的内心是极度恐慌的。山水园林城市，将已经被人们赶出的自然请了回来，这就满足了人的亲和自然的本性。山水园林城市虽然自然山水多，但是它并不缺少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山水园林城市中的山水不是原生态的山水，而是按照艺术原则，加工过建设过的山水。由于山水园林城市全面满足人对自然、对文明的需求，因此，它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活场所，是乐居的首选之地。

（选自《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