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是构成艺术美不可或缺的因素，既是中国山水绘画中的最高审美法则，也是每位山水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潜心追求的理想境界，更是品评、鉴赏山水画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特征的主要法则。

山水画在元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画家从自然界的直接感受中获得了有用的题材进行创作。元代的山水画家，对于山水自然的理解更为深刻。画家之中，有的学道，有的参禅，有的啸傲山林，所谓“卧青山，望白云”，成为山水画家一时的风尚。山水画艺术，尤其是在水墨山水画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山水画注重勾、效、点、染、擦等技法，在讲求中规中矩的前代绘画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从外在形象转向重心源、重意象，变院体画严紧工整的风格为重韵致、求天趣、尚逸品的审美追求。画史所谓的“尚气重韵”，是说“淡泊清逸”的元代文人画新格局。

由于对抒情因素的强调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带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宋代所推崇的人品论，被元代钱选发展为“士气”说，所谓“士气”是要求以超然、脱俗的隶体入画来表现清高的节操。于是，文人画早期的观念与元初大盛的书画结合之风，形成了文人画新的、特定的审美标准。这种创作价值取向，在每一个元代的文人画家的身上都不难找到。元代山水画，不论是赵孟频“水墨浑染点草草，绿荫环绕清高雅”的《鹊华秋色图》，黄公望“层峦叠章碧山青，杂木莽林气宏伟”的《天池石壁图》，还是倪云林“江上春风积雨晴，隔江春树夕阳明”的《江岸望山图》都表现出了一种“简逸恬淡”的意境。

以书入画是元代文人画的一大特色。书画结合虽然在唐代已经提出，但在唐、宋付诸实践的并不多。到元代，由于钱选、赵孟频等人的强调，以书入画已经从唐、宋时的泛泛而论发展成从气质表现到具体运用，即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特定内涵的审美标准。如果说宋代以书入画并没有形成真正风气的话，元代文人画家几乎无人不论，无人不作。画家们都将笔法、墨韵看成绘画的重要因素，从中可以看出画家个性、品性是否直接流露，这也是判定雅俗高下的标准。这种笔墨形式获得了其自身的独立审美价值，对形式美的执着追求，是元代文人画艺术更趋成熟和高级的表现。

对平淡、天真的追求是元代山水画风格的又一大特色。 那些隐居的文人画家追求的是心境的平静、恬淡和荒寒简远，萧条寂寞。元代文人画家的平淡、天真风格发展多有变化，比如那此具有浓厚书法意味的干笔简墨、侧锋皱擦，加上淡储轻染的“吴装山水”浓淡相宜，空灵澄澈、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摘编自赵钢《浅谈中国历代山水画中的意境美》）

舞——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

宗白华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地，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个使命是够伟大的!

那么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品，就是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濛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构思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

因为这意境是艺术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像一照相机的摄影。所以艺术家要能拿特创的“秩序的网幕”来把住那真理的闪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构思。

然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论画语)。“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司空图《诗品》语)，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所以唐代大书家张旭见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笔法，大画家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说：“庶因猛厉以通幽冥！”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上说：

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縗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

诗人杜甫形容诗的最高境界说：“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前句是写沉冥中的探索，透进造化的精微的机缄，后句是指着大气盘旋的创造，具象而成飞舞。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力的源泉。反过来说，也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德国诗人侯德林（Hoerdelin）有两句诗含义极深：

谁沉冥到

那无边无际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他这话使我们突然省悟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就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有改动）

诗歌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一些诗人对“讲品位、讲格调”没有异议，但提到“讲责任”“讲担当”就未必赞同。有人认为“诗就是诗，不必承担社会历史责任”。“诗以外的任何附加，都会使诗不‘纯’”，于是只封闭在个人空间里，逃避公共空间与大众议题，其实，诗人只有跳出“纯诗”的观念窠臼，摆脱“小我”束缚，增强公共意识、使命意识，才能写出富有风骨的“大诗”。

诗歌要有时代担当。请歌是心灵颤动和诗意传速，但不可能离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如果面对时代和人民“失语”，就只能是阁楼里的低吟浅唱和孤芳自赏。诗歌当面对时代，理解时代，呼应时代，拥抱时代，而不是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诗人的心上附着诗的灵魂，诗人要站在人类精神高地，关注人间疾苦、人民福祉、人类命运。

请歌要有艺术担当。诗有诗的劲道，即便是承载历史文化，也须是诗意的承载，诗歌要关注和表现人民，当然是以诗的方式。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特别是宏大社会题材诗歌写作中，少数诗歌给人以大而无当、空泛无物的感受，诗歌应有心灵内凝的劲道，否则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诗，只是一个声力竭的空洞状态。真正有艺术风骨的“大诗”，应发自一个诗人的心灵深处，新时代诗歌应有大格局，关注的不仅是私人空间，还有公共空间，不仅是个人命运，还有人类命运，这才是有大境界、大胸怀，有大爱、大能的诗歌，具体来说，“大”既指书写对象的事件、主题的“大”，也指诗歌语言的大气，当然它不一定使用“大词儿”，而是经过诗性组合之后呈现出高端飞拔的气质，常造一种气场，带来震撼效果。此外，还应有大结构，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

诗歌要有社会历史担当。这不是要求每个诗人在大事件诗歌写作中复述新闻、图解政策，也不是希望诗人在书写大事件时被叙事、细节所裹挟，而是要表达诗性体验，传递人生经验，在烟火中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

诗歌对社会历史有担当，就要经得起批评。诗歌是精神食粮，要像保障食品安全一样，分清楚哪些有利成长，哪些有害健康，从而趋利避害。诗歌只有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批评”，才可能成为经典并世代流传。对社会历史负责，诗歌还要引导趣味，不是建“奇花异石”的“盆景”，而是耕耘肥沃的广阔大地。诗歌需要大众化，以“诗”为前提的大众化，不是一览无余、毫无蕴藉的浅显化，其要义是加强优秀诗歌在大众中的传播和赏读，让写作和阅读共同承担新时代诗歌的使命。

（摘编自胡丘陵《新时代诗歌要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