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语言

事实上，唐诗给人们留下的一般印象，不但比它以前的历代诗歌容易理解和感受，而且比它以后的宋、元、明、清的诗歌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历史上也有不少作家们简单地理解了这一特点，以为只要文字浅显明白就行了，其结果浅显明白固然达到了，而语言的丰富性和形象性则往往显得不够。而唐诗语言的特点，正在于不仅仅是浅出，而乃是“深入浅出”。这中间的相互关系，其实正因其“深入”，所以才得以“浅出”，因此不仅是晓畅，而且是丰富；不仅是易懂，而且是意味深长。这里的“丰富”和“深入”也仍然指的是艺术的精湛。

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作品，形象的感染力很强，而思维的概括性却很弱，例如一些艺术感很浓而艰深费解的诗篇。这些诗篇所含有的思想性也许较强，也许较弱，总之，语言表现上都是朦胧的，具体的如李贺的某些作品。这也就是说深入而不浅出。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富于形象；诗歌语言能不能够深入形象的领域，事实上关系着诗歌能否充分地占领它的艺术领域。但是语言首先又是要建筑在概念基础上的，这也就要求深入浅出的高度统一。诗歌语言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因此形成它自己特殊的语言形式：一种富于灵活性、旋律性的语言，以便于丰富的想象与清醒的理性，直觉的感性与明晰的概念之间的反复辩证交织；一种仿佛带有立体感的语言，明朗不尽，而不是简单明了。也正是这内在的要求，才形成它外部完整统一而有节奏感的形式。诗歌的节奏形式并不是外加的装饰品，也不是仅仅为了易于背诵这样一种简单的目的。

唐诗出现在社会发展与诗歌语言发展都是古代历史上最好的时刻，这正是一个春风得意开花结果的季节。它超过了以前，也超过了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事实,将是有益的。

隋唐的统一，南北文风的交流，是唐诗语言成熟的社会条件，这首先就表现在诗歌形式的进一步成熟，七言诗开始进入了全新的局面。五言乃是介于四言与七言之间的形式。五言、七言相得益彰，共领了此后的诗坛，也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唐诗的高潮。

七言与五言比较起来，是一种更显得俚俗而易于上口的诗歌节奏，这是因为五言的上半行还具有四言的节奏性质，所以就更文雅些、持重些。而七言的彻底性正是语言的一种进一步解放，诗歌形式的真正意义，本来是一种语言的解放，它的规律性、统一性、节奏性，乃是属于一种掌握法则后的真正自由。而这个法则又是建立在日常语言的现实基础上的。从《楚辞》开始的全新的语言的诗化，到此才达于成熟的高潮。它的明快流畅，也正是它的彻底性的实现；于是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活泼。这成熟的过程，自然也还有社会原因。六朝时代是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门阀全盛的东晋，所保存下来的玄言诗，多数正是文雅的四言；也可想见更接近于生活口语的七言, 在当时的诗坛上是难得立足的。等到隋唐统一，基本上结束了门阀制度，才彻底地改变了面貌。但是东晋之后,门阀势力却已在逐渐削弱，鲍照之后，七言诗事实上也在一点一滴地发展着，特别在北朝民歌中，情况更远胜于南朝，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大家所熟悉的，这里就不详加叙述了。

七言诗在这南北文风交流的高潮上，就如一个翻江倒海的弄潮儿，成了天之骄子。北朝作家温子昇的《捣衣诗》，所谓“蠮螉塞边逢候雁, 鸳鸯楼上望天狼”，前人评之为“直是唐人”，这便是南北文风交流的先声。而南朝作家则从学写七言的《燕歌行》开始，“妙尽关塞之状”，也为唐代的边塞诗打下了基础。诗歌语言到此，便真正进入了“深入浅出”的天地，像“弯弯月出挂城头”，“北斗七星横夜半”，“楼前相望不相知”，“一贵一贱交情见”，这么接近于生活口语而又如此形象的语言，便是唐诗语言上最不可及之处。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的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如日中天，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

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王维《同崔傅答贤弟》）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少年行》）

这些生活的画面，只能是唐人的，这种诗歌的语言，也只能是唐代的。如果说先秦时代曾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唐代便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音乐、舞蹈、绘画、雕刻、书法，无一不在向顶峰发展，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鼓舞着生活；这就必然带来了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丰富了生活中的想象的飞翔。唐诗的语言不过是唐代文化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是诗的，也是生活的；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只是它更为深入于形象的领域。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等，使得语句更精练、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语汇，这些语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都同时由他自己来创作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杰出的诗人之不同于一般人，往往在于他更善于吸取累积的成果而进一步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首成熟的诗歌，都可以说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收获。而词汇的累积，则更非一朝一夕之事。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外另外有什么词汇。那种词汇也是偶然有的，则近于典故的性质（当然也不完全同于典故），如金波之为月光，银海之为雪景，芙蓉之为羽帐，玉箸之为眼泪等等，写诗时虽可以适当地用这些，究竟主要不能依靠这些；正如写诗主要不能依靠典故一样。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所以《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的生活分不开的。

   1963年11月4日

（节选自林庚《唐诗综论》）

科学家们在对科学界的一个奇怪的“左侧现象”进行研究时，偶然发现了床垫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所谓“左侧现象”即指人们身体左侧患癌症的几率明显高于右侧的现象。如左侧胸部患乳腺癌的几率高于右侧10%，左侧身体患黑素瘤的几率也高于右侧。在过去的30年中，乳腺癌和黑素瘤的发病率都呈稳步上涨的趋势，来自瑞典的研究者赫伯特和约翰森在近期的《病理生理学》杂志上都认同了这个观点。

有人指出，经常在太阳下暴晒会增加黑素瘤的发病率；可是经过科学家的观测研究，太阳的强度在近30年内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黑素瘤生长的地方往往是臀部、大腿和躯干部分，而这些地方恰好是被衣服遮住了，不可能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增加了这类癌症的发病率呢？一条来自日本的线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日本，乳腺癌发病率明显低于西方国家，仅仅占瑞典的3%，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只有美国和英国的10%，而且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左侧现象”。于是研究者就开始对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开始研究。他们发现，日本人睡觉的地方和其他国家的明显不同：日本人的床垫都是榻榻米，通常是直接铺在房间的地板上，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将弹簧床垫铺在床架上。由此，房间内的家具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也就浮出水面了。

话锋转到另一边，在2007年瑞典就有研究指出，生活在被FM和TV传输塔覆盖地区的人们患黑素瘤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其他地方。流行病学家也表示，FM和TV传输的电磁辐射波会削弱免疫系统，从而提高癌症的发病率。

试想一下，当金属弹簧床遇到电磁辐射波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美国，床架和床垫都是采用金属材料，床的长度刚好是FM和TV传输波的一半，就会与这些传输波发生共振，从而产生强烈的电磁波，并且这种强度会放大两倍。当人们在弹簧床垫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暴露在电磁辐射下。想，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在床上度过，如果长期受电磁辐射的侵害，寿命也会因此缩短1／3。而在日本，绝大多数的床都不是用金属做成的，且FM和TV的传输波也不是其他国家经常用的87-108赫兹，因此日本的患癌率相对较低。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左侧现象”1答案也明朗化了。

此前有研究表明，男人和女人都更倾向于靠右侧睡觉，这样可以减轻心脏的重量压力，此外，心跳声也比往左侧睡觉低。因此，当我们侧右睡觉时，身体的左侧就会暴露在强磁辐射下。这就是“左侧现象”在日本以外的国家表现明显的原因。

谁曾料到，这个被人类压在身下的弹簧床垫竟然是人类健康的杀手之一。因此，要想保持健康，你恐怕得将你弹簧床内的金属物质通通换成非金属物质，或者是让房间里的电视机、收音机等最容易接受传输信号的家具彻底远离你，你甚至可以直接睡传统的草垫。

（摘自《读者》2010年24期，有改动）

破解玛雅文明衰亡的秘密

玛雅人是中美洲的土著居民，曾经拥有与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同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约从公元300年起，玛雅文明进入了被称为古典期的鼎盛时期。公元800年起，古典期玛雅文明到达了它的顶峰，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崩溃。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玛雅人先后放弃了他们的繁华城市，神庙和广场变成了野兽出没的废墟。有关玛雅文明衰落的假说可谓众纷纭：有人认为，地震、瘟疫等天灾造成了玛雅人的急剧减少；也有人认为，战争或者农民起义让文明陷入了混乱。还有人提出了“生态危机”论，认为人口的严重膨胀、土地的过度开垦所带来的严重生态问题导致了文明的消亡。在这些假说中，气候巨变——具体说，就是大旱——导致了玛雅文明的衰落也是引人注目的假说之一。理查得森·吉尔或许是最早提这个假说的人。

2001年，一份直接证据终于出现了。霍德尔等挖出了尤卡坦半岛中央一个湖泊底部的沉积物作分析对象。使用氧的同位素和石膏(硫酸钙)作为指示气候变化的物质，发现这个地区大约每隔206年就会发生干旱。考察玛雅人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一些“世纪干旱”来临时，玛雅文明就会发生一定程度衰退，例如停止建造纪念碑，城市被遗弃等等。这表明气候的变化很有可能影响到玛雅文明的发展。在测量了另一块沉积物样品之后，霍德尔还发现，公元750年至800年，这个地区发生了7000年中最严重的干旱。随后杰拉尔德·豪格等人进一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气候变化如何促使玛雅文明衰落的图景。科学家发现，公元200年的一次干旱造成了前古典玛雅文明的一次衰退。然后，从公元9世纪(亦即玛雅文明的顶峰)开始，一场持续100多年的干旱主宰了加勒比海地区。

玛雅人的社会结构在干早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他们的农业——主要是种植玉米——依赖水资源，而他们能够获得的水源却有限。更详细的研究表明，在这干旱的100多年中，公元810年，860年和910年左右发生了三次最严重的旱灾，持续时间分别为9年、3年和6年。这三次最严重旱灾的发生时间，与玛雅人的主要城市被遗弃的时间相一致。玛雅人聚集的城市规模越大，对水资源的依赖也越大，于是大城市首先被玛雅人放弃了，随后是中小城市。持续100多年的干旱，加上公元810年、860年的大旱，把整个玛雅文明推向了危机的边缘，而公元910年的大旱则可能给玛雅文明以致命一击。

在某种意义上，气候变化可以看成是玛雅文明衰退的“主要因素”。玛雅人已经酿成的环境问题(如环境退化、土壤侵蚀等)，使得过度繁衍的人口极易受到气候和干旱的威胁，气候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正如一些考古学家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并不是造成玛雅文明衰落的惟一因素。在他们看来，玛雅文明的衰落或许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