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节选）

丰子恺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间一间是我家。但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原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向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里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告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我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严歌苓：在历史中追问，在创作中燃烧

金   涛

从柏林回到北京，严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在国外，她会经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读两个小时书，一星期在家看两三部电影。一回到国内，读书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了。

作为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严歌苓说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依靠谷歌、百度，现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钟变成学者，但这样了解知识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说，还可以看一些政论、哲学书籍等，然后去思考。这样知识就在血液里生长，一旦有知识长进生命中，看问题，想故事，进而表述这个故事，和临时抱佛脚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要厚积薄发。”

严歌苓小说讲述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但她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坐标上去看，哪怕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能都会不一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她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风尘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时，还在救赎自己。一种柔弱生命对一种更柔弱生命的保护，一种被世俗认为低贱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保护变得宝贵。”改编成电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没有改变。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严歌苓的新作《陆犯焉识》，书中有很多是关于严歌苓爷爷的。“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为了写好这本以爷爷为原型的书，严歌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爷爷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严歌苓也非常爱读。“特别厚的两本。下册讲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特别好。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爷爷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在严歌苓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依然支离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写小说，必须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如果讲得太具体了，我就觉得被绑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写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对于现实生活，她似乎无暇顾及。“我做不到把当今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上的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

严歌苓天生对故事敏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民间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严歌苓发现了很多她想象不到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细节，编造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但严歌苓并不苛责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现在人们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两分钟，小说很容易失去读者。所以故事怎么写、怎样进行、怎样开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说读者素质太差根本看不进我的书，这种傲慢对今天的读者是行不通的。要运用最好的文字写故事，把自己的见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要给读者提供最好的表达方式、最好的故事，否则文学将走向死亡。有很多好的民间故事，作家不能把这些全撇开，去当乔伊斯、博尔赫斯，认为小说就应该高高在上，虽然那也是一种追求，但我希望文学不死，希望文学越来越多地获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众。”

（有删节）

漂在河床上的麦穗

安庆

那个遥远的夏日,我和母亲去邻村捡麦,夏日的太阳下,我看见满地都是挎篮捡麦的女人。母亲佝偻的腰一次次弯下,凌乱的头发被风掀起。快晌午的时候,母亲把拾的麦子摁在那只荆条篮里,嘱咐我把麦子先送回去。

那段记忆就刻在我回家的路上。我沿着卫河大堤勿勿地行走,半途上我看见一棵粗大的桐树,树荫伸展遮住了整个路面。我拿定主意在树荫下凉快一阵儿再走,然而我忽然看见桐树下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身旁放一把铁锨和一顶草唱,一种不祥的预感生上心头。我打消歇息的念头,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勉强支撑着往前走。“站住!”一声断喝从身后传来,我一个激灵,下意识地护住篮子。那运着凶光的汉子已经站到我的眼前。

“在哪儿拾的麦子?”

“在…在南地……”我战战兢兢地回答。

“不知道麦子不让拾吗?”汉子满脸凶气地问。

我说：“是……是一块放了荒的地。”

“胡说,放了荒也不能让外村人来拾,把麦子放下。”

“不。”我紧紧地着篮子。

“放下?”汉子凶凶地命令。

一种本能的恐惧使我擦着篮孑想夺路而逃,但篮子被振狠地扯住了。“哇!”我恐惧地哭了,静静的炎日下我的哭声在河谷回荡。

“把篮子放下!”汉子没有丝的妥协。

我在哭声中争辩,“这是我妈拾的麦子,为什么要给你留下?为什么给你留下?为什么?呜呜。”你不讲理,不讲理。

那人似于要和我赌气,猛地从我手里夺过篮子,我喙哭着和他去争。他离我几步,身子向后一趔,篮子被他狠狠地抛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转身看时,篮子已落进河床。

我眼泪哔哗地流着,然后是放声大哭,我想起母亲烈日下的辛苦,湿运的衬衫。我拼命地奔下河滩,鞋在奔跑中丢了一只,衣服被河坡上的荆棘挂破。

一双粗壮的大手拽住了我,我猛地扭过脸愤怒地盯着他,我狠狠地要咬他的手,他松了,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我。我跳进河里,泪水合着河水流消,我在哭声中捉住了那只荆篮,但篮里的麦穗已被河水冲中跑,我站在河水里,看着麦穗飘在河床上,河床上的波浪一波波把麦穗中走了,我就那样站在河水里看麦穗被一穗穗中远。后来我掂着滴着水珠的空篮,穿着一只鞋,穿过大堤,蹒跚地回家。

终于等到了母亲回来,母亲心疼地接着我,泪水滴下来。好久,母亲问：“河水深吗?”我说：“不深,再说,我已经会水了。”

妈说：可你还小啊,力气还没那么大。妈把我的手握在手里：“妈不该让你独自回家,怨妈。”我看见泪水在妈的脸上爬。之后妈再也没让我跟她去捡过麦子。

后来我知道那个扔我篮子的人是邻村当时的一个干部,姓胡。

没想到我后来要和老胡打那么多交道。多年后我被招聘到乡里,而老胡其时已经是邻村的支部书记。这之后,我因工作关系不得不多次和老胡接触,但那曾经经历的往事是不好说出口的。渐渐地我发现老胡并不是那么凶神恶煞,他在村里还颇有口碑,他带着群众调种植结构,在全村搞玉米制种,亩均收入是传统种植收入的几倍。

但那个结并没有从我的心中消失。

那年夏天,我陪种子公司的几个人在邻村待了几天。一天午后,我和老胡沿村东的河堤散步，走到一处排灌站老胡停下来。老胡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忽然对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十几年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我在河边伤害过一个孩子。那一天,我在树荫就是这棵老桐树,多少年了,我一直没让处理,那孩子挎着一篮沉甸甸的麦子，我一赌气把孩子的篮子扔进了河里。那孩子哭了,疯狂地跑下河滩。我忽然害怕了,我紧跑几步拽住了孩子。可那孩子两眼愤怒地盯着我,我丢开了他的胳溥。孩子什么也不顾地跳进河里,捞出了篮子,可麦子已被河水冲中走了;直到孩子安全地上岸,我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忘记那双倔强的眼睛。要是孩子那天有什么过失，我一生都不能心安啊。我真是……”老胡说着两眼怔怔地望着河水。而后,老胡又怔怔地说：“可惜,我已记不得当时孩子的面目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他,认出他,和他站到一起,我要向他深鞠一躬,向他道歉老胡的故事实在让我难以自制,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

老胡从沉吟中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我只是为这个故事感动……”可我的泪水已经挡不住了。

老胡忽然扳过我的肩膀：“你说,当年的那个孩子是不是你?多少年来我的脑子里一直恍惚留着那个孩子的印象,从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和当年那孩子那么相仿,孩子倔强回头的样子一直刻在我的心里,是不是你?是不是?”

我依然愣着。

老胡双手作揖,在我的面前深深地弓下了，一弯河水依然静静地流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