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与匠人

叶廷芳

①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人的心灵的产物。

②同样一件作品，可以出之于艺术家之手，也可以是匠人的作为。但彼此的价值含量或艺术品位往往大相径庭。因为艺术家的天性是创造，而匠人的习性是重复（这里所说的“艺术家”和“匠人”都不在于他们的外在身份，而在于他们的内在实质）。创造凭借的是想象，而重复则是模式的照搬。艺术想象是一种智慧能量的消耗。故那些不同凡响的石破天惊之作，皆出于那些智慧过人（这种智慧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的艺术家之手，它们所透露的审美信息和艺术韵味总是让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知其奥妙，却妙不可言。无怪乎自古以来虽有无数的人画过女人的微笑，却只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让人折服不已，谈论不尽。因为达·芬的大脑不仅属于绘画，而且也属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综合的成分使他的大脑成了经年多汁的“泡菜坛子”，从那里面出来的菜都是鲜美的！难怪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要求建筑师（西方的建筑师也属于艺术家）掌握11门知识，其中有的知识门类看起来似乎与建筑毫无关系，如医学、心理学等。其实，大脑“灵犀”里有了多种元素的储备，就容易“触类旁通”或融会贯通；有时则经过糅合发酵，酝酿出某种未曾有过的“香醇”，一种艺术中“有意味”的韵致，这就是作品中“灵气”的体现。

③凡是有灵气的作品是不可模仿的，因此原创的美都是一次性的，是不可重复的。这是匠人的局限，尤其是中国匠人的局限。中国与欧洲不同，她的知识和技术传授方式自古以来就不是采用集群性、规模性的学校教育，而是依靠师徒传授制度。这种制度的局限性与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徒弟一般只能就地求师，很少有选择的可能性；他只许跟着师傅依样画葫芦，不敢越雷池半步。师傅只能教他自己懂得的那点手艺，最后还得留一手；他没有横向联系，不知道现今这一行的最高水平在哪里；他也谈不上什么相关的基础知识，离上述维特鲁威要求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自负的师傅还往往坐井观天，让徒弟高山仰止。在这种桎梏下，一个人即便有某种创造的天性，在徒弟阶段多半就被扼杀了！于是，陈陈相因，不断重复前人，也不断重复自己，成了匠人的习性，也成为他们的宿命。这也许可称为中国的“匠文化”。

④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人员，从来没有享受过现代意义上的“家”的地位。例如，我们有举世无双的木构建筑，但我们的“鲁班”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工匠”的身份；我们有过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戏子”的地位；我们也不乏世界一流的美术家，他们照样被称为“画匠”！这种培养匠人与贬低杰出人物的“匠文化”的长期延续，造成了我国艺术家相当普遍的“匠人心态”，其主要特征是创造意识薄弱，习惯于承袭前人，仿效他人，重复自己；不敢超越，不敢反叛，从而窒息了自己的创造灵气，而增添了创作中的匠气。须知，灵气乃是艺术个性的灵魂，而匠气则是平庸的同义语。正是这种被动性的匠人心态，我们的艺术史少有更新换代的变革。其实，更新换代才是艺术发展的规律，而反叛则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故最近听到一位现代意识觉醒了的艺术家这样说：“传承是一种美德，反叛是我的责任”。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其实是一致的。“反传统”并不是不要传统或不尊重传统，它只是“不重复”传统而已。事实上，正是那些反传统的人才开了新思潮的先河，从而丰富并发展了传统。只要回顾一下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美术中的毕加索、音乐中的勋伯格、舞蹈中的邓肯、建筑中的高迪以及文学中的卡夫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就不难理解，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的文学、艺术家都以重复为忌、为耻，所以戏剧家迪伦马特说：“任何古代大家和现代名家都不应享有让人永远仿效的不公正特权。不过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激发者和对话者。”

（摘自《文汇报》，有删改）

对于爱因斯坦，文学艺术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恰如他献身于物理学一样，乃是出于精神生命的需要，出于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出于一种“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必要性。

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爱因斯坦写道：“我从来就不把安逸和享乐看成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真……要不是全神贯注于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远也达不到终点的对象，那么人生在我看来就是空虚的。”

在他的心目中，艺术和科学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两个闪闪发光、可以放在口袋里永远占有的金币，而是两个无限的、永远也没有终点的世界。从事艺术和科学的最大乐趣不是占有，而是不断地追求。有人以“将进酒，杯莫停！……但愿长醉不愿醒”为人生最大乐趣，对于爱因斯坦，“销万古愁”的方法不是举杯长醉，而是永无止境地从事科学、艺术活动。在他漫长而多艰的一生里，音乐和物理学对他都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安慰。

此外，他极力推崇文学艺术，也是因为他深深懂得它们的伦理价值。爱因斯坦认为，文学艺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他确信：“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而大艺术家在这方面的作用往往要胜过科学。也许这便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的原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同卡夫卡这位生前无名、死后殊荣的奥地利作家也有过交往。卡夫卡说：“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卡夫卡把文学艺术看成是探索世界秘密的决定性手段的见解，恐怕在爱因斯坦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这位伟大科学家一再宣称：音乐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尽管不同，可是却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企图表述未知的东西，它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可是它们互相补充着。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形象的世界中寻找宽慰的愿望，才是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最强有力的动机。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在这些伟大科学家眼里，世界本来是丰富的。

这充分表明了爱因斯坦同艺术具有密切关系的深厚根源。的确，科学和艺术是相互补充的。前者能满足我们的理性追求，后者能满足我们感情的渴望。而且，有些人生的体验（如一种朦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只有借助于艺术才能表述出来。

肖邦在夜曲中所陈述的情感，凡·高在画布上所表达的心绪，以及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决不是相对论和量子论能说清楚，讲明白的。

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和艺术之所以值得追求，还因为它们体现了一种绝对和谐的美。“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这一几何命题就具有高超的逻辑美，它在人们心中所激起的美感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在人们心中激起的美感是相通的，等价的。真正追求科学美的人，往往也会极力推崇艺术的美。正因为这样爱因斯坦才经常把科学的伟大成就比作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把美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克耳孙称之为“艺术家”（的确，大数学家和大物理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艺术家）。

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和艺术之所以是相通的，还在于两者均要以丰富的想象力为心理背景。倘若没有诗人般的想象力，爱因斯坦怎能以惊人的洞察力阐明相对论原理？他自己就一再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艺术的想象力，往往会刺激科学所必需的想象力。我想，这也是爱因斯坦左脚踏在科学上，右脚踏在艺术上的原因之一。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

《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七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显示了它在整部《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从表面上看来，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它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要借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斥鴳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没有能力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翱翔，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月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寿命较长的冥灵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物、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受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