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飞时

韦名

湖不大，瘦瘦长长，湖水却和天空一样湛蓝。湖边，亭台楼榭，白杨挺立，新柳含露，翠竹摇曳。湖里鱼儿成群，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没入水中。岸上的景像倒映在水里，恍如地上一个世界，水里一个世界。一对被湛蓝湖水邀约而来的天鹅，如同两朵硕大的白莲般盛开在水面。

第一天上班，途经湖畔的那一刻，我惊叹这湖的美，真是人间仙境啊!

那天早晨，天空水洗般蓝。早早起来的太阳，又格外辛勤地照料着世间万物。

远远地，我就发现湖边亭子里，有个老者托举着相机，对着湖里。

走近了，才发现老者坐在轮椅上。老者梳着一头齐整的银发，穿着一件洁净的灰色夹克上衣，脖子上吊着相机，两个胳膊肘分别撑在轮椅上两腿膝盖处，一手托举着相机，眼睛全神贯注聚焦着湖里一对悠闲休憩的天鹅，一手似乎随时准备按下快门。

湖里的这对天鹅，长着白瓷般光洁的羽毛，曲颈低头，似沉思，似小憩，闲雅胜如仙子。

老者托举了一会相机，感觉湖里的这对天鹅睡熟了，一时半会醒不来，于是轻轻放下相机，拿起轮椅边地上的杯子，喝水。

“早上好。拍照呢？”我在老者身后驻足站了一阵子，不忍心打扰老者的专注，直到老者喝水休息，才和他打招呼。

“早上好。是的。”老子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眼睛又盯回了湖里。

“这景好。蓝天白云，竹影倒映，鱼游鸟戏。”

“我在拍天鹅。”老者无意听我抒怀。

“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我随口吟出了辽人萧总管的诗。

“飞翔最美丽！”老者这回也诗意起来，“我只拍飞翔的天鹅。”

“您继续。”我抬脚赶路，和老者话别。

那日下午，下班回家又经湖边。

“还在拍呢。”

“是的。是的。”

“拍到天鹅飞翔了么？”

“没呢！”

第二天，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我如常出门上班。

远远的，我又发现了湖边亭子里的老者。

“又来拍照。”

“是的。”

这一天，我急着上班，没和老者多聊，匆匆走了。

当天傍晚，天上无晚霞，天黑得快。下班前有人找，迟了点离开，经过湖边时，天几乎黑了，不见了老者。

我心想，老者或许拍到天鹅飞翔，早早回家与人分享了。我也似乎看到了湛蓝的湖面上，一对天鹅迅速张开宽大的翅膀，逆着微风，优雅地、轻盈地腾空而起……

不料，第三天上班，我又遇见了老者。

“还没拍到呢？”

“还没呢。”老者毫不沮丧。

那天晚上，我有应酬，吃完饭坐车回家，没经过湖边。随后几天，我出差了。出差回来，早晨上班，我又远远看见了坐在轮椅上的老者。还是每天见到的标准动作，不同的是，那天早上秋风起，老者一头齐整的银发被风吹散了，耷拉着，如乱云飞渡。

老者却如我第一次见到般从容。

“还来拍照呢。”

“是的。习惯了。”我没问老者定格到了天鹅飞翔没有，老者却主动说，“一周了，相机里还是空白呢。”

“……”我有点吃惊。

“天鹅一定会起飞的。”老者从容地安慰我，“一定能拍到飞翔的天鹅。”

岸边，风停了，空有一身高大挺拔枝干，却长出无数弱不禁风枝条的柳树，静静伫立着。

我为老者感到惋惜，我也惊叹老者的执着与坚守。心里突然怨恨起湖上这对不谙人情世事的天鹅。我真想从地上捡块小石子朝水里扔，把正在湖里挺脖昂首、如将军般悠闲游荡的这对天鹅惊吓起飞。

“被惊吓起飞的天鹅，眼里写满恐惧，全然没有天鹅应有的雍容华贵和优雅大气，更少了那种王者之尊，这样的照片，不拍也罢。”老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更惊叹老者的执念，不敢俯身捡石头，连说话的声音也小了下来，生怕惊吓到湖里的天鹅。

“我会天天来的，直到拍到天鹅起飞。”老者看着我离开时失落的神情说。

如是一月，老者天天来湖边亭子里拍照。

我知道，这一个月里，老者一次也没拍到湖里那对天鹅起飞——我问过了公园管理处，为什么没见天鹅起飞？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天鹅不会飞。因为，湖里的这对天鹅是从外面引进来的，公园管理处怕它们飞走了，对它们进行了特殊处理——断翅，即把这对天鹅各一侧翅膀尖端的指骨截断。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如坠冰窟窿。

转眼，我到这个城市工作一年了。一年里，老者天天如是，每天早早到亭子边，守着天鹅起飞。在一个无阳光无晚霞的下午，我再也忍不住了，告诉老者真相。

“我知道。”

“您知道这事？”

“这是我经手的。”老者刻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那时我是这个公园管理处的管理员。”

原来如此！

（选自《羊城晚报》2019年1月21日）

“有了人，就有了一切！”“矿难中的坚守，是对生命的尊重。”矿难中的坚守，是对生活的热爱。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造成的矿难发生后，******、温家宝总理批示，采取有力措施，调动一切力量和设备，千方百计抢救井下人员。为了营救遇险矿工，山西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为了和时间赛跑，5000多名救援人员不惜血汗、拼尽全力、日夜奋战……当井下传来生命的信息，当被困矿工安全升井，人们激动地鼓掌，欢呼！生命安全，是人的尊严的底线。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他理想中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就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传注再变而为时文，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黄宗羲倡导异质共存，他希望学校是实践、捍卫这一精神的场所；换句话说，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一般的人才或是科场得意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伏阙捶鼓”的太学生那样，“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即“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因此他认为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黄宗羲还建议在世风民俗的建设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和指导。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

在杂剧产生以前，正统的诗文一直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而宋元时期戏曲小说的逐渐勃兴，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读元明杂剧，既要看到它与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联系，更要注重它的特殊性。

说到联系，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古老的诗歌传统对元明杂剧的深刻影响，它首先是诗的戏剧，是“美文舞蹈的、诗韵兼全的”一种艺术形式。元明杂剧不仅汲取了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意境之美，还熔铸了诗的灵魂和精神。只要认真读一读《西厢记》《汉宫秋》等杰作中优美的曲词，就不难领略到这一点。如明人何良俊评郑光祖的《倩女 离魂》之〔圣药王〕曲曰：“清丽流便，语人本色；然殊不浓郁，宜不谐于俗耳也。”

然而，元明杂剧毕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的曲词必须与情境、矛盾冲突以及人物形象塑造有机结合起来，甚至必须与表演艺术水乳交融。《元曲选》的编订者臧晋叔谈到：“词本诗而亦取材于诗，大都妙在夺胎而止矣。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而要归断章取义，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杂剧展现的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故须兼收并蓄，雅俗共赏，便是所谓“情词稳称之难”。王国维激赏《窦娥冤》第二折的〔斗虾蟆〕等曲，说：“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王国维是真正读懂读透了元曲，他不仅将其当作戏剧的文学剧本来读，且当成美文来读：“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王氏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同一著作中，他又指出“元剧最佳之处……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足见王氏的“自然”与“意境”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元杂剧的“自然”与“有意境”又与诗词文赋不同，这就是它总体风格上的恣纵、奔放、朴野、犷悍，即本质上的自然之美，本色之趣。这个特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艺术语言方面。明初无名氏的《贫富兴衰》第一折〔点绛唇〕以下三曲，起手不凡：“四玲云迷，雪花飘坠；长空内，柳絮纷飞，裁剪的鹅毛碎。”将雪景描写与人物内心活动溶成一片，用语精炼，比喻恰切，真可与《水浒传》中“风雪山神庙”的描写相媲美。

“自然”之誉当然包括剧作家深刻敏锐的思想感情，“意境”说也与戏剧情境、人物命运以及矛盾冲突相联系，语言文字自然是情感与思想自然的外化，而深层的东西当然是思想感情和内容。

(摘编自王星琦《元明杂剧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