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

“我干任何事情，我要有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我们搞的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

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就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还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变强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击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抹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激情岁月——郎平自传》，有改动）。

排球协会一个又一个的电传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

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

（选自《郎平的眼泪》，有改动）

人文学科。包含文学、哲学、历史一类的科目在内。而比较广义的文学包括音乐艺术。比较广义的哲学包括宗教，合而言之，是一个人生经验的总纪录。人文学科所能给我们的是生活上的一些条理规律，一些真知灼见，约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经证明为比较有效的一些常理。如果完全没有这些。人类的生命怕早就已经寂火，不会维持到今日。

分而言之，文学艺术以至于宗教所给我们的经验是属于情感生活一方面的。即多少可以使我们领会前人对于环境中的事物、情绪上有过一些什么买际的反应，对于喜怒哀乐的触发作过一番什么有效的控制。艺术作品之所以为伟大，文学纪录之所以为真实，全都因为一个原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我心之所同然”。所谓我心，指的当然是后来一切读者与赏鉴者的心，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有力量打动我们共同的心弦。有力量触及基本人性的痒处。打动与触及得越多，它们就越见得富有实验性，越见得伟大。李杜的诗歌、莎士比亚的剧本、贝多芬的乐曲……可以百读不厌，不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贬落它们的价值。原因就在此。说到我心之所同然，或共同的心弦，或基本的人性，就等于说，有了这一类文物的凭借，后来的人，无论在别的生活方面如何大异其趣，各不相谋，至少在最根本的情感生活上，可以相会，可以交通。

哲学与历史的功效也如此。所不同的是，哲学所关注的是理智与思想生活，而历史关注的是事业生活；前人的经验里，究竟想到了些什么，知道了些什么，有过什么行为、什么成就，思想有何绳墨，行事有何准则，撇开了哲学与历史，后人是无法问津的。历史可以供给行事的准则，小之如个人的休戚，大之如国家民族的兴衰，都可以就前人经验里截取一些事例作为参考，这就是前人说的“以古为鉴”。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懂得如何利用这镜子，来整饬其衣冠，纠正其瞻视，解蔽的工具岂不是又多了一件？近代的心理、伦理、社会、政治一类和行为问题有关的学问到如今并没有能提供什么实际的标准，让我们遵循之后，定能长维康乐，避免危亡；即使有一些细节的贡献，也往往得诸历史的归纳。心理学家讲个人的智力，时常用到的一个定义，那就是利用经验的能力，即再度尝试时不再错误的能力，或见别人尝试时发生过错误，而自己尝试时知如何避免错误的能力，这便是历史的意识和历史的效用。

自社会科学渐趋发达以后，又值两次世界大战的创痛之余，我们有了一个“世界一家”的理想。不过这还是一个理想，达成尚须极大的努力，并且还有待于另一个相为经纬的理想的提出，交织成文，才能收效。“世界一家”的理想只是平面的，只顾到一时代中人与人、群与群的关系的促进。平面也就是横断面，没有顾到它的渊源，它的来龙去脉，是没有生命，没有活力的。没有经，只有纬，便不成其为组织。如果当代的世界好比纬，则所谓经，势必是人类全部的经验；人类所能共通的情意知行，各民族所已累积流播的文化精华，全都是这经验的一部分。必须此种经验得到充分的观摩攻错，进而互相调剂，更进而脉络相贯，气液相通，那“一家”的理想才算有了滋长与繁荣的根本。不过要做到这些，我们似乎应该再提出一个理想，就是“人文一史”。目前已经发轫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说是达成这理想的第一步。仅仅为了做到这第一步，为了要有合作的心情、合作的材料，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人文学科，而谋取它们的东山再起。

（选自潘光旦《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有删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