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由于“食洋不化”，晦涩、繁琐而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美术理论中泛滥成灾。吴冠中以他特有的简洁、锐利和明晰，展示了另一种写作方式和另一种文风，其核心正是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吴冠中之提出“风筝不断线”，质疑“内容决定形式”，为“抽象美”辩护，以及冒天下之大不韪抨击以笔墨为评鉴绘画的唯一标准……都是他在艺术实践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都是在一定情况下感到非写不可的，不吐不快，嬉笑怒骂，皆是真情流露，几乎忘却了自身的安危”。由于他所关切的这些问题牵涉当代美术的基本规范和基本价值，必然引起有关方面的激烈反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时引发轩然大波，被认为大逆不道的那些主张，早已成为艺术界的常识。时间相隔较近的争论（如关于“笔墨等于零”）有些老人还在耿耿于怀，而新一代美术家却对这一话题感觉不到任何刺激性，甚至认为翻来覆去谈“笔墨”是浪费时间。

②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以他的创作实践为基础，而他的创作实践又与近数十年中国社会文化共生。作为一个画家，他的文章有助于对他绘画作品的理解，他的绘画作品则印证了他理论主张的现实可行性。在研读《石涛画语录》时，他为石涛的一段话所吸引：“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这些话刚好点明了吴冠中数十年感受与思考、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关系。

③吴冠中论说艺术的文章不是学院派引经据典的“论文”，而是针对当代中国艺术的现实境况对同行提出的“忠告”。他关于现代绘画的存在理由、艺术的传统与创新、形式对于绘画的意义等方面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在掌握世界艺术潮汛的基础上，立足现代中国，清醒估量当代中国艺术的得失，企求中国艺术生面新开。由此出发，他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和挺进”大声疾呼。例如他关于在美术创作中“内容决定形式”的质疑和对“形式美”的提倡，（1）；他提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2）；他对中国现代绘画名家的直率评说，（3）；他逐字逐句译述《石涛画语录》，（4）……这些出自艺术实践的见解，包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职业艺术家自己提出问题，证明是艺术实践自身遇到的迫切问题；而争论的激烈和广泛性（仅以在《美术》上发表的文章计，便有六七十位美学、艺术史论家参加）则表明了问题的重要理论意义”。在涉及现实问题的时候，吴冠中总是质言无华，以致引起有些人的反感。如果排除感情因素，把他的这些言论放到现代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审视，就会看到吴冠中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界寻求自主性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不能不承认他的主张确实是“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的针砭之言，不能不承认他直指极左教条的大声疾呼“是破冰之举”。

④在中国绘画史上，吴冠中的特殊意义是开辟了一条跨越传统程式，融汇中西艺术的道路。他不以文人画的继承者自居，但在深层艺术观念上却与开创文人画传统的文人声气相通；他不崇拜传统笔墨程式，但他是当代水墨画家中最能发挥水墨语言的多样表现性的画家之一，在无所顾忌、无所约束的心态下画出了具有中国艺术精神，而非传统形式的作品。虽然在中国画圈内有许多人对他的创新实验心存疑忌，但在圈外人看来，他是极具中国文化风神情趣的现代中国画家。他认为只有不断发展变化，才谈得上保留传统，将笔墨等同于传统，是“保留文物”而非保留传统。“我们在传统中得益的，是启发；我们在传统中失足的，是模仿”但他并没有抛弃传统笔墨的精神。他在传统笔墨形式如皴法之外，对线和点的表现力做了新的拓展，他创造出了新的水墨画节奏，因此也就拓展了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这种新节奏的核心是表现生命的运动。他以自己多样化的实践给后来者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刻意摹古，不刻意追随历史上的大师，也有可能创作出有十足中国风味的绘画。而我们从来认为离开古代大师创树的规范和程式，我们就会失去艺术的传统精神，失去绘画的民族特性。

（有删改）

5月16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人工智能人才短缺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道：“先说一个坏消息，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上极度缺乏，几乎没有人才。再说一个好消息是，全世界都缺乏。”

马云进一步说道，就人工智能而言，我们没有未来的专家，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要改革。不能让孩子和机器比谁背书背得快， 记得快。教育必须要让孩子有创造力，有担当，这是机器做不到的事。“我们国家从教育入手，才有可能赢得未来。”

（摘编自《马云：中国没有人工智能人才，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2018年5 月16日澎湃新闻）

今天，由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等出席发布会，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AI教育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商汤科技、上海知名高中优秀教师共同编著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华东师大二附中、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市西中学等全国40所学校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

国内中等教育体系首次引入AI教材，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国正式迈入基础教育阶段。 由此人工智能这一当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将走出“象牙塔”，成为每一个在校高中生都可以掌握的基本技能。

（摘编自唐小丽《普及AI教育首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2018 年4月28日人民网）

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八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只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怖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 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编自人民时评《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201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康乡长的忙

侯发山

南湾村地处偏僻，山里没什么矿藏资源，村里也没一家企业，是石庙乡有名的穷村，别的地方早几年都奔上了小康，这个村的温饱却还解决不了。几十年来，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一如过去的山青水秀，没什么变化……新上任的康乡长到任后，听说了南湾村的情况，就抽个双休日下乡了。

南湾村村主任老贵喜出望外，以为又是康乡长来给他们送扶贫款救济物资的。谁知康乡长一分钱也没给他捎，一壶油也没给他带，而是让他领着去山上、河边瞎逛。老贵不知道康乡长的壶里卖的什么药，遂心一横，只管吊着脸说村里的小学校舍破破烂烂该补了，说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该修了，说他老贵在村委多年的工资没得过一分……

康乡长也不搭话，任由老贵哭穷。这时，他看到小河边几只嬉水的鸭子，就两眼放光，说老贵，村里养鸭的不少吧？

老贵点点头，说康乡长，村里人都拿鸭屁股当摇钱树哩，鸭蛋也不舍得吃，都攒起来拿到镇上换油盐酱醋了。

康乡长点了点头，没说话。

中午在老贵家吃饭时，老贵又厚着脸皮提出让乡里帮助南湾村脱贫。康乡长说老贵，乡里也有乡里的困难……这么着吧，你先帮我个忙，只要这个忙你肯帮我，我一定让南湾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路。康乡长的话音刚落，老贵就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饭碗撂地上，说乡长让我帮啥忙？

康乡长微微一笑，说老贵放心，这个忙你一定能帮上，我想要一些鸭蛋。

老贵松了一口气，说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让老伴去村里弄。

康乡长摆摆手，说不急不急，我要的多。你们村多少户人家？

老贵迟疑了一下，说不多不少二十户。

康乡长说每户三百个，总共六千个。

老贵吃了一惊，心说这么多？但他也只是愣怔了一下，权衡利弊后，便拍着胸脯保证，说好，没问题，康乡长你可说话算数？

康乡长就肃着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村里的老少爷们知道这件事情后，不用老贵过多地做思想工作，都开始把鸭蛋给康乡长攒了起来。半月时间，老贵根据各户报的数字，算出已经有六千个鸭蛋了。

康乡长闻讯就又驱车去了南湾村。出乎老贵的预料，康乡长竟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说再麻烦老贵一下，把六千个鸭蛋全孵成小鸭。官大一级压死人。老贵心里窝火，但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满口应承下来。

六千个鸭蛋全部孵成小鸭可是个难事，村里没地方不说，也没资金去折腾。但老贵和他的村民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谁家的鸭蛋谁家负责孵成小鸭，各人作各人的难。老贵感动得差点掉眼泪，真想跪到地上给老少爷们磕几个响头。

过了一段时日，小鸭出来了。康乡长得到消息后，说老贵这样子，你们把这些小鸭给我养大了吧，到时候再跟我联系……我不会亏待南湾村的，我说过的话算数。

老贵只有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心里却骂康乡长不是东西，说他的胃口也太大了，心也太黑了。

南湾村的老少爷们却没难为老贵，还是老办法，谁家的小鸭谁家饲养。因为他们心里有盼头，记挂着康乡长的承诺，所以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大伙儿唯恐把鸭养糟了，怕康乡长不兑现他的承诺，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鸭养好：把盖房的木料拿出来，建起了结实的鸭舍，实行圈养；一改过去让鸭自己出去找食儿的饲养方法，也开始给鸭喂起了饲料；购买了养鸭资料，开始学习养鸭技术……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贵挨家挨户看了看，小鸭都长成了大鸭，一个个肥嘟嘟的很茁壮。

老贵就骑个破自行车到乡里，找到康乡长说小鸭都长成大鸭了。康乡长喜出望外，连声说了几个好。随后，康乡长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后就兴奋地对老贵说，明天我们先去看看。

第二天，康乡长就去了南湾村，随他去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村里到处都能听到鸭的聒噪声，构成一片热闹的喧声。

到村民家里看过鸭，康乡长和戴眼镜的中年人都十分满意。康乡长对老贵伸出大拇指，说祝贺南湾村成为我们乡的养鸭基地！

老贵糊涂了，如坠云里雾中。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了。他说老村长，我们集团是生产加工“北京烤鸭”的……我刚才看了大家养的鸭，符合我们公司的相关要求，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按照市场价格，明天我们来车装运。

老贵看看康乡长，看看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似乎还没明白过来。

康乡长笑了，说老贵，这下南湾村的老少爷们可都有事做了吧？今年乡的扶贫款可就没你们村的事了。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对老贵说，接下来我们要签定一个长期的供销合同，但你们要扩大养鸭规模，保证长年给我们供货……

老贵和在场的村民总算明白过来了，不由地鼓掌叫好。老贵说谢谢康乡长！谢谢康乡长！

谢我什么？你们是猪八戒啃猪蹄，自己分享自己的果实，要谢该谢你们自己！康乡长的脸笑得像一盘盛开的向日葵。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6期）

明德，是彰显于天下的大德，这种大德乃是对人的善本性加以发扬光大所形成的。人的善本性是对天地万物之道的秉承和体现，因而明德乃是与天地万物相通之德、天人合一之德。

“德”作为道德概念出现于殷商西周之际，但“德”的观念源远流长，在《易经》中就包含着深刻“道”与“德”的意蕴，它充分体现了中华先民将德莫基于道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就是明德的传统基因。在《尚书》中，“明德”之“明”既作动词用，也有名词的含义。作为动词，明德意指彰明道德，而作为名词，明德的意思是得到彰明的道德。《大学》中讲的“明明德”指的是要将得到彰明的道德广布于天下，即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明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凝练于其中的基本精神数千年来熠熠生辉，不断发扬光大。它具有以下特点：

“崇道贵德”精神。中国文化把道视为万物的本根，这种道就是终极实在，是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真理和终极价值。“德”是指对道有所得，即“得”。这种“得”首先是并主要是生命对道的获得，或谓之“天赋之得”。因为有这种先天的禀赋，人后天才能对道有所领悟以至得道。在儒家看来，相对于这种“天赋之德”，对道的领悟、体认和践行之得，可称之为“人为之德”。万物都尊道贵德，人作为万物之“贵”，更应如此。因此，人应该识道、得道、行道，使自己成为有德（得）之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尊崇道、珍视德。崇道贵德充分体现了明德的民族特色。

“自强不息”精神和“厚德载物”精神。这两个命题出自《象传》对《易经》中乾卦和坤卦卦辞的解释。自强不息表达的是道德之人（君子）应追求的乾（天）之德。其基本含义是天道刚健，运行无忒，君子要效法天道，终生自勉前进，不停地发愤图强。自强不息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和价值要求，是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不断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厚德载物表达的是君子应追求的坤（地）之德。其原意为大地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效法大地，修养厚实的德性，包容万物又载养万物，以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与“自强不息”侧重于强调个人和民族自立自强不同，“厚德载物”更强调个人和民族要有宽厚友善的道德品格和广阔胸襟。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是明德的实质内涵，它们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相互激励，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两大支柱。

“明明德于天下”精神。这是《大学》提出的“大人之学”的宗旨和目标，它是一种从修养身心到仁爱他人、从格物到至善的立体追求。“明明德”，就是要彰明、弘扬人内心中得到彰明的德性。而一个人明明德不仅是为了自己具有德性品质，而且是为了爱人，即所谓“亲民”，而爱人正是明明德的体现。个人的德性品质和爱人行为达到的完美境界，就是至善。因此，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在德性和德行方面都追求尽善尽美，使个人彰明的德性见诸德行，惠及他人、民众直至万物，达到“民胞物与”的崇高人生境界。明明德于天下鲜明表达了明德的实践要求。

（选自江畅《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9年4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减）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有很多好故事,需要作家去挖掘和表现,作家的写作资源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我们不间断地翻译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中国读者阅读优秀作品的世界同步性增强了。与之带来的效应就是,中国作家在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营养的同时,也能积极参照自身的悠久历史文化,这能激发、激活作家们更多的创造性,作家们也写出了更多的好作品。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

在以往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以中国人的眼光来评价世界文学的尝试了。从2001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都邀请专家、学者、作家组成评委会,来评选新世纪最佳外国小说，给出了中国人评判当代世界文学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严格的评审机制,连续十多年,评选颁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这个奖所颁发的世界各国作家中,有的如勒·克莱其奥,后来也很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中国的世界文学奖项有眼光,很专业,受到了一些外国重要诗人和作家的关注和赞许。事实证明,没有文化自信所带来的文学眼光,这种奖项的设立是不会成功的。

这些年,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也深入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活动,通过国际作家写作营、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等活动,深度开展国际作家交流。在广泛的、与世界各个语种的作家诗人的交流中，中国作家以自身的魅力成了世界了解中国人心灵和文化的重要桥梁。中国当代作家在交流中，也激发出对自身文学和文化的自信。

近年来,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安徒生文学奖、雨果文学奖、入围国际布克奖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已经建立了对话,继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评价和研究体系,这也使得中国作家进一步有了信心。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这样的成就,跟我们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作家继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像老树上生出的新枝,他们既受到了中国本土的文学、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他们跟世界文学也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各个国家、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间,都会互相的激荡和影响。

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中国深度参与和引领新全球化的时代。作家既要放眼全球,又要身入、心入、情入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认可的好作品。可以说,文化自信和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对作家来说,以这两点为双翼,就可以更好地在文学的天空中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