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兴起的多维因素

①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我国快速发展，佳作频现，媒体热捧，读者欢迎，掀起了一股浪潮。

②所谓“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性写作基于“想象”的特点不同，非虚构写作是围绕“采访”建构“真实性”。真实事件、真实经历、真实体验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③严谨的非虚构写作活动要求写作者要有细致扎实的采访过程。为了写作《像我这样的黑人》，霍华德格里芬乔装成黑人进行浸入式体验，甘冒危险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等种族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区域。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跟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跑遍全国十一个省市，访谈了340余人，把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都一一记录下来。

④非虚构作品与虚构文学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后者偏向超越与审美，前者重在挖掘社会历史真相。从近年来全球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非虚构写作者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喜欢写作主流媒体忽视的焦点，例如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等。非虚构作家何伟认为，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富矿”，因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完成了西方400年的历史，在这一巨大的转变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每个人都身处一种被分裂和被分割的生活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种生活、多元观念同时并存，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场景。”

⑤面对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洞悉、分析、沉淀、总结和提炼现实生活，由此造成文学在及时、鲜活、生动、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乏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所说，当一切事情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时，“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即使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近二十年来也因调查技巧单一、表达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当代读者对事实深层次的追求而走向衰落，甚至有一部分报告文学沦为宣传文体，成了“吹捧文学”“推销文学”，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⑥和传统的新闻文本相比，非虚构作品同样具有优势。传统的新闻文本往往擅长粗线条地转述新闻事件的框架，见“事”不见“人”。非虚构作品在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下，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个人思索和公众历史、社会使命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的内核；其中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理解性，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这也是非虚构作品备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⑦有意思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专为职业作家与记者而准备的，业余的大众也可以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身边的人事。“有故事的人”“全民故事计划”等非虚构写作平台都是为一般写作者书写自身故事提供的平台。“有故事的人”是由凤凰网推出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并且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与专业文学创作、专业新闻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打破了写作的壁垒，推翻了写作的围墙，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写作的参与者。

⑧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体现出整个社会文艺需求和理念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曾发起一场“新纪录运动”,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与传播，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有删改）

鲁迅历时十余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是中国学术史上较早的古代小说专门史之一。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的校勘考证方法之外，《史略》还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方法进行了有效借鉴。

首先，鲁迅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现象。 对于《世说新语》，鲁迅认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正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世说新语》才会“成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关于宋传奇与唐传奇的不同，鲁迅认为前者 “大抵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因为“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 绝”。正是由于宋朝较唐朝重理念，尚说教,好教训，所以宋传奇必然立论“高尚”，强求劝诫，缺少世俗气和人情味,缺少唐传奇的生气和活力。

其次,鲁迅重视核心概念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他在考证的基础上率先阐明了小说概念的内涵。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到了唐传奇时才真正孕育成熟，“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认为唐传奇真正具备了小说“有意识地 讲故事”的特征，而且为了讲好故事，开始注重语言和修辞的“文辞华艳”“叙述宛转”等“主体 性”元素，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

再次，鲁迅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的归纳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较为科学的分类并总结其特点。对于魏晋六朝小说,鲁迅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进行分类；对宋代的短篇白话小说，用“话本”和“拟话本”予以命名；对明清小说，则用“人情小说”“神魔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分类。这样的归纳，不但对浩繁的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区分，而且较为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小说内容或形式上的特点。

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阐明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厘清了古代小说概念内涵，归纳分析了其类型和特点，从而使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书写核心概念明确，研究体系规范，学科意识突出。

鲁迅在《史略》中所形成的方法论，对其后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和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可谓泽被后世。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史略》方法论的影响，也注重社会环境对文学现象和文学风格的影响，游国恩认为，谈玄之风的流行导致了魏晋文学重辞藻、尚韵律的诗赋风格。

今天，鲁迅当年所期盼的“大家动手，研究戏剧的写戏剧史，研究诗的写诗史，研究汉的写汉，研究唐的写唐”之局面早已实现，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出版和研究已经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繁盛局面时，在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面临着“文学史研究立足中国本位”的命题时，我们不应忘记《史略》在中国文学史发韌期所做出的贡献。

（摘编自刘东方《<中国小说史略>的传世价值》）

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我们需要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负载中国价值观的优秀内容载体。近日，翻看何中坚先生所译的唐诗集《一日看尽长安花：英译唐诗之美》，虽是外文，但仍然感受到了优雅音韵、浑融意境。前段时间阅读翻译家许渊冲的作品，已领略到中国诗词通过另一种语言展现时的神与韵。两位翻译家的努力让人看到，诗词等门槛较高的中国文化，同样能够让启迪、感动和美，抵达国外读者的心灵。

其实，中国诗词在国外的接受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不少人发帖讨论自己喜欢的中国诗词。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李白、杜甫、鱼玄机。诗词除了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对象，也是情感交流的工具。一位网友说，他们家隔壁曾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独居荷兰女士，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把一本李白诗集送给了该网友，以感谢对她的帮助。可以想见，东方诗意，同样可以使国外读者孤独的精神世界丰盈。

中国诗词走进国外读者心中，只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小切口。从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作家的作品得到国际认可，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得到更多关注，到《琅琊榜》《欢乐颂》等影视作品纷纷“出海”，在海外涌动起一股国剧“华流”，中国文化的世界“能见度”越来越高，甚至连中国网络文学也成功进入国外二次元阵地。如果说，曾经的中国文化在海外还是一些小圈子里品读、研究的对象，那么今天，借助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中国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已经开始为更多外国人带去“不一样的空气”。翻译水平的提高、网络交流的开放，也让文化传播有了更多“此时此刻”的互动感、参与感。

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它的意义在于给心灵以启迪，给精神以力量。当前，“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思想内容承载量还比较有限，尤其是以武侠、玄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学，虽然大多包裏着传统文化的外衣，但真正能传递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价值理念的不多，能产生深刻文化影响的更少。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本就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今天，《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而早期西方传教士翻译《红楼梦》时一度将宝玉错认成女孩。误解与曲折并不是问题，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的优秀载体，让真正负载中国价值观的“内容文化”更多地传播出去，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季羡林曾说过，“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今天，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越显纯熟与自然。让更多的“长安花”走出去，与世界共赏中国文化之美，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摘编自张凡《中国文化，让世界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