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荷兰零售商Albert Heijn推动银行发明了一种新的支付方式，可以让购买者直接用银行账户来支付。在电子支付的现实需求下，数字货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受到关注。

Chaun首先提出了电子货币的概念，并构造了一个采用中心化架构的E-cash电子货币系统。该系统被认为是最早的数字货币方案，其构造原理采用了密码学技术一—盲签名。货币发行方使用盲签名技术对付款方的支付信息进行签名，签名后付款方可以进行验证，并将支付信息发往收款方完成收款，从而实现了电子货币的匿名性和不可追踪性。由此，密码学的原理和方法被认为是构造电子货币系统的基础。

随着近30年来密码技术的发展，数字货币方案也得到不断优化。主流数字货币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E-cash系统基础上进行扩展的未使用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二是以比特币的诞生为起点，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在比特币诞生前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大多可归结为中心化架构。在缺乏国家信用支撑的情况下，一旦发行和维护组织破产或遭受法律、道德指責，或保管总账的中央服务器被黑客攻破，这些货币系统将面临信用破产与内部崩溃的风险，如果不使用中心化架构，那么如何对数字货币的流通进行监管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数字货币也容易遭受复制和篡改，而且数字货币在网络中的流通记录最终必然要记录于某个“账本”中，如果遭受黑客攻击和篡改，则将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因此，要保障数字货币系统的安全性，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避免货币伪造，避免双重支付，即利用货币的数字特性两次或多次使用“同一笔钱”完成支付。早期的数字货币也曾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了尝试，B-money是一种匿名的、分布式电子现金系统，使用工作量证明机制发行数字货币，通过网络广播交易信息并进行真实性证明，解决伪造货币和双重支付的问题。E-cash系统则使用盲签名算法切断了货币提现与支付之间的联系。

2008年， Nakamoto提出了比特币的概念，他认为，借助金融机构作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来处理电子支付信息，受制于“基于信用的模式”的弱点，因此希望创建一套基于密码学原理，使得任何达成一致的双方不需要第三方中介参与，能够直接进行支付的电子支付系统，该系统能够杜绝伪造货币和双重支付，比特币的核心支撑技术是区块链，其主要特点是去中心化，能够通过运用数据加密、时间戳、分布式共识和经济激励等手段，在节点无须互相信任的分布式系统中实现基于去中心化信用的点对点交易、协调与协作，从而为解决中心化机构普遍存在的高成本、低效率和数据存储不安全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可选的解决方案。

移动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者服务，使用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实现的商业交易。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领域快速发展，多元化的新兴支付工具方便了百姓生活,也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

《移动支付安全与实践》一书披露了一组数据一一2017年，移动支付业务规模延续高增长态势,全年国内银行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375. 52亿笔，金额为202. 9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 06%和28. 80%;非银行支付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2392. 62亿笔，金额为105. 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6. 53%和106. 06%。此外，市场主体积极打造移动支付生态圈，推动业务量加速向移动端迁移；NFC、HCE、生物识别等新技术与移动支付应用融合，继续提升了移动支付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便捷性。

《2017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扌艮告》显示，2017年，98.1%的用户表示最常在生活类场景使用移动支付；其次为票务类，如购买电影票、演出票等，占比为80.6%;酒店、机票等商旅方面的支出排名第三，占比为68. 9%;公共事业类缴费排名第四，占比为61.5%;通过移动支付在娱乐业务下载场景和投资理财场景进行支付的用户，分别占比为55.2%和40. 2%。以上应用场景下的移动支付使用多数较2016年有显著提升。

（摘自《移动支付：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更好平衡》，《金融时报》2018年6月7日）

（幻数据：中商产业研究院）

从业务流程上来讲，我国的移动支付在实现过程中要包含至少四个当事方：用户、商家、发行方及收款方。相比于传统的付款方式而言，整个的交易过程完全是基于移动的网络来进行的。因此,对于移动支付来说，网络的提供商成为了主要的当事方，贯穿于整个的移动支付的过程中。发行方则是通过银行的账户为用户提供支付的能力，金融机构通常为主要的发行方；收款方则是依据具体的支付的平台不同而不同，可以是商家、第三方的移动支付的服务商等。

由于移动支付结合了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技术、金融行业相关技术等，具有明显的跨行业的技术特点，因此目前行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拥有自有电商平台的在线支付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下，逐步将在线支付的优势、产品形态以及用户平移至移动端，由于技术成熟且不需要改造终端，因此短期内即可产生联动效应，获取先发优势。但长期来看，移动互联网支付排他性较弱，支付企业还需更好结合线上与线下市场，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节选自《中国移动支付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对于用户来说，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的因素尤为重要，不安全的移动支付难以吸引用户加入。移动支付的安全水平与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必须足够的匹配，移动支付必须采用交易级的安全的加密机制。交易级的安全加密必须是有效的和高标准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只有感觉到足够的安全才会去使用移动支付，消费者需要清晰地看到支付结果从而避免变成欺诈的牺牲品。

安全性的问题一直是用户非常关心的问题，用户是否使用移动支付，安全因素的考虑占到很大的比重。安全性问题现在不仅是实际操作中密码管理、通信安全的实际性安全，更是心理上的安全性顾虑。曾有调查显示，低于15%的人完全地相信移动支付，而65%的人对移动网络发送自己的银行信息十分的反感。可见移动支付要想成功，除了要解决实际的安全性问题，还要打消用户心理安全性顾虑的问题。

（同材料三）

元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转折点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由唐诗、宋词过渡到元曲，人们习惯上接受它们各为“一代之文学”，但事实上前二者与后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差异。这不仅因为唐诗、宋词特点在“雅”而元曲特点在“俗”，更在于前二者更合乎儒家诗教传统，而且均为抒情短篇，性质和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元代之后，小说戏曲由过去一直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的文体一跃而居于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清代戏曲，叙事文体之勃兴不可遏止，戏曲、小说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后半部分的主潮，这也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史事实。

元代以前，文人们能走的道路只有皓首穷经和献身政治，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视作这种生活道路的副产品。文学的主体是作家，作家的生存之道是揭开文学秘密的秘密。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文学创作信守的是以抒情言志为核心的儒家诗教，《尚书》最早提出“诗言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魏文帝曹丕更将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就把文学创作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高雅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了。

那时的文人大多从事诗文创作，而一流作家更是那些信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训，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文人。历代帝王或是为了宣扬教化，或是为了附庸风雅，也大多参与了诗文的倡导和创作活动，以至于隋唐以后竟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手段，这些都反过来加强了诗歌散文的正统和主导地位。

其次，我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在元代以前一直是抒情文学独占鳌头。从性质上看，自《诗经》、《楚辞》、汉赋、五言诗直至唐诗、宋词，这些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学无不以短篇抒情形态出现，言志抒情的文艺理论始终左右着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头脑，以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我国古代文学之独特风貌。这就是人们公认的，西方古典文学以再现社会生活作为创作之准则，而我国古代作家则以表现个人情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中间也有特殊情况，如先秦历史散文也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但严格地讲，它是历史著作而非文学创作。汉以后作品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以及一些笔记、传奇和话本小说虽具叙事文学之内容和形式，但多系短制，且终未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元朝以前的代表作家，从屈原到陆游，基本上都是这种抒情文学的创造者，可以说，抒情文学吸引了这一漫长时代的整个文人作家群体，这一点直至宋朝灭亡皆未有实质性改变。

当然，雅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的另一面是俗，即所谓“下里巴人”。在中国古代，以叙事为特征的小说一向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戏剧活动甚至不被认为是文学，其演出只是作为“狎弄”的对象——俗得不能再俗了。只是由于其符合人类喜爱轻松快乐的天性，在市井细民及所谓“不求上进、耽于逸乐”的贵族士大夫中仍有一定市场，才能在主流文学之外维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支流而不致中断。总体看，俗文学特别是戏曲在元朝以前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如果说小说在我国古代虽然不被重视，但总是“诸子十家”中的一家。那么，戏曲则连这点可怜的地位也没有，表演艺术始终被排斥在文学的殿堂之外。艺人更遭鄙视，男演员称为俳优，充其量作为帝王贵族豢养的消愁解闷的工具，即弄臣而已。女演员更与娼妓无二，可谓卑贱至极。由于此，正统文人（包括才女）避之惟恐不及，遑论涉足！长此以往，古人的思维也娴于抒情而疏于叙事，宏观想象能力和综合能力均有所不足，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剧了思维方式之偏向。这样，包括小说戏剧在内的叙事文学之不发达也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