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许多乡土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乡土文化包含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

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必须加以保护。对乡土文化最有效的保护是积极的全方位的延承。“积极的延承”即既要继承乡土文化传统的东西，也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全方位的延承”指的是：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文脉”，也要有选择地沿承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人脉”，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即“形似”），也要注意延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一点在时下的中国广大农村要特别关注并给予妥善的保护政策。

（摘编自《百度百科》）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实现乡村振兴一方面要满足村民的现实发展要求，而乡土文化正是实践中可以保护和挖掘的重要资源。以民宿客栈、乡愁经济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价值利用，为农村的产业兴旺开辟了发展的新方向，切实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指导意义。实现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还要深入关照村民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基于地缘与血亲关系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化，其富有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回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治久安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更好地诠释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文化所包含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敬老睦邻的传统美德，仁爱民本的人文精华是属于中国人的重要文化血脉，是滋养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的沃土，是文化自信的根脉。另一方面乡土文化是一方民众在生存发展中知识经验的累积，有其内在完整的逻辑体系，以及众多艺术化的表现形式。经历时代冲刷，以及现代文明洗礼后，仍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与价值的乡土文化，通过理论学术层面的梳理研究，实践运用层面的改良创新，将会成为独具特色的国家名片，带给中国人更强烈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张义晓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乡土文化的失落与复兴》）

西方的城市文明铲除了乡村文化，同时他们以城镇化的标准作为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1851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乡村人口，达全国总人口的52%，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镇化国家。”现在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陷入了城市发展的单向思维（以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为指标的量化思维）。城市思维产生于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它将乡土文化视作需要改造的低等级的文明模式。目前，这种判断方式仍在被广泛使用，即单边地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的开发，以及片面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等措施。这都只是将乡土文化当作城市文化的对立面，是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一种经济掠夺和物质消灭，忽略了对乡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整体性的保护。城镇化应避免城市思维，不能以消除农村为城市建设的量化指标，我们应该看到在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同时，乡土文化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认同，对于社会风土习俗之维护，对于国家现代政体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基础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摘编自汤敬一《乡土文化功能：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区》）

听惯了“抬轿子式”的文艺评论，真实真诚的思想交锋之声，自然显得尤为珍贵。

如今，文艺创作繁荣，文坛和舞台均新作涌现。一些评论人反倒有些“招架不住”，相比于沉下心来写一篇文艺批评，他们更倾向于在各类研讨会间来回赶场。一本数十万字的小说尚未读完，虽能凭借“自身积累”和“长期观察”谈上一二，可其准确性与真诚度难免要打问号。“标签式评论”也屡见不鲜。一部新作甫一问世，评论人便急于贴上“当代红楼梦”“围城2.0”等标签。这样的标签自然夺人眼球，且不论作品水准能否与经典相媲美，时代的变化、作者的匠心，都被淹没在简单类比之中。

当然也不乏有“批评”的。可难免有人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好话”与“坏话”的比例，九句好话过后，奉上一句“挠痒痒”式的意见。拿某部舞台作品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文本内涵挖掘与人物表演塑造的关切少了，可是在那些“挠痒痒”的意见里，这里服装换一换，那里舞美色调亮一点等表面问题反倒频繁被提及。凡是建议，自有其道理，可其作为文艺批评的含金量无疑打了折扣。

长期被油腻的、应酬式的赞美包裹，创作者听不到真实有深度的文艺批评，自然对其日后发展无所助益。而缺乏掷地有声、言之有物的“声音”，无疑将文艺作品的价值拱手让位于市场营销语境的商品属性。一本新书出版后，在店家或书封等醒目位置永远绕不开成名作家、学者、商人甚至不相干网红的“联袂推荐”。精英对文学作品的推荐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被“畅销榜单”“知识付费产品”所替代。内容推介上，自媒体青睐“呕心沥血数十年”的励志故事，而展现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与深入体察时代特质的内容却不常有。

另外的道路

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我们。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像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科学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虫学工作的人们被20世纪40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明出来的。约在25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而使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有可能使很大数量的昆虫不育，并把它们释放出去，使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情况下去与正常的野生雄性昆虫竞争取胜，那么，通过反复地释放不育雄虫，就可能产生无法孵出的卵，于是这个种群就绝灭了。对这个建议，官僚主义无动于衷，科学家们怀疑，但克尼普林博士坚持着这一想法。在将此想法付诸现实之前，有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发现一种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不过，这些都是室内实验，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

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做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像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去。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应用昆虫学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二 叔

宋显立

二叔是个木匠，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儿。

谁家粮食丰收了，没地儿装了，找二叔到家打个麦柜，箍个腰盆；哪家的闺女要出嫁了，请二叔到家做一套嫁妆；或是哪位老人年纪大了，请上二叔和几个木匠给老人收一副料，预备着……只要谁请到他，他一准儿去。他做出来的木活没话说，村里村外都竖大拇指。

我小时候，常常看二叔做木工活儿，他疾速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桠，直击那些厚厚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的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

可二叔一直娶不到媳妇儿。为啥？除了家里穷之外，关键二叔个子矮。三十来岁的人了，个头不到一米六，比我当时还矮一大截子呢。但臂膀是壮实的，一双粗糙的大手与身高极不成比例，倒是很有劲儿。做木活时，两手抓起刨子，几个来回，木头就开了花。

分家时分给他两间靠山根的土房子，阴暗潮湿，谁愿意嫁给他啊。

后来，倒也是天不绝人，二叔三十二上娶到了二婶。二婶模样很俊，瓜子脸，皮肤白净，辫子上扎着根红毛线绳，穿着花布的确良的衫子，就是一双大眼睛总是流漏出悲哀的神色。我记得结婚当天二婶还给我吃了两颗糖，家里来了几个亲戚邻居，放了一挂鞭炮，简单的吃了一顿擀面条，算是明了人，他们就那样结了婚。

有一天，二婶正在用簸箕簸黄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簸箕撂倒一边，黄豆撒了一地。只见她口吐白沫，脸色煞白，四肢抽搐，把我们吓得不敢到跟前去，还是有经验的邻居说二婶这是“羊羔疯”，一会儿就会好的。果不其然，半个小时后，二婶醒来了，就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还不时自言自语。

二叔知道后，也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邻居说，让二叔带二婶到省城里瞧瞧病，说不准能看好，二叔问得人家不好意思：“你借给我钱？”结婚两年后，二婶生了个儿子，儿子倒也白净，就是瘦弱不堪。一家人脸上有了几分喜色，日子过得清贫，倒也顺畅。他们的儿子不知不觉就四岁了。腊月的一天，天阴沉沉的，冷的渗人，屋外飘起了鹅毛大雪。二叔早早的去给人家做木工活儿了。二婶在家带着儿子在炕头的火炉边烤火。谁知犯病了，滚到火炉里，醒来是身上已是血肉模糊，孩子只是站在一边，哭个不停。

春天刚冒出头，河边的柳树发了芽，河里的鸭子自在的漂浮在水面上，山上也青翠了，屋后的玉兰花开出大朵大朵白色的花。二婶死了。二叔一句话也不说，神情黯然，只是自顾忙着办理后事。

九十年代中期，木匠活已经不吃香了。自动化代替了手工制作，家家户户都在城里定制购买新式家具，二叔的活儿渐渐的少了。同村的木匠们纷纷转行，到城里学起了装潢，不到二年，就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洋楼。二叔还是在他两间阴暗的土房子里坚持着他的木工活儿，像四五岁的孩子专心地搭着他的积木城堡。

一次暑假我回家，见到二叔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斧头在他手上上下翻舞，木屑四处飞溅。他在做小板凳。我就问：“二叔，你还在做木工啊？这板凳卖得好吗？”

“好个球，一年只能卖出去十来个，也不值钱。”

“二叔，你咋不去改行搞装潢啊？你有这么好的木工底子，肯定能挣到大钱。”我试着问他。

他没看我，抽了一口纸烟，慢慢的吐出烟雾。

“我不想去。”隔了半天，才缓缓的说了一句。

我就再不敢说啥了。

十多年过去了，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二叔还住在那阴暗低矮的两间土房里。这房子被洋楼包围着，就像二叔站在高个子的人群中。二叔被包围着，吞噬着。

（选自《牛背梁》2015第二期）

①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打破了纪录片的gān（ ）gà（ ）和    ，②创造了难得的深夜的收视纪录和观众异乎寻常的热捧。③和片中令人垂涎的美食一样，④该纪录片至今仍以罕见的热度跳跃在网友们的舌尖上。⑤   的网友迫不急待地制作出了明显带有娱乐噱头性质的“城市版”和“校园版”，⑥这些持续   出的不同版本，⑦给茶余饭后的人们带了轻松愉悦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