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百年来，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科学技术，我们吸取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中国人是不是已经“他信”胜过“自信”了呢?

文化不是物资也不是货币，它是智慧更是品质，它不是花一个少一个，而是越用越发达，越用越有生命力，越用越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它有坚守的一面，更有学习发展进步的一面，学习是选择、汲取与消化，不是照搬和全盘接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谁学到手就为谁所用，也就归谁所有，旧有体系就必然随之调整变化，日益得心应手。

文化也不是垄断性、山寨性的土特产，它既有地域性，更有超越性与普适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须追求的单一、唯一、纯粹。如果用产地定义文化传统与文化内涵，国人吃的小麦、玉米、土豆等，最初都是舶来品，连中餐都不是绝对的“中”了。再看日本，先学中国，后学欧美，已经大大发展了日本文化。美国更是移民国家，文化土产有限，但绝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态度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改革浪潮，但是那些了解中国的西方政要和学者，如撤切尔夫人等，唯独看好中国的改革；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更是直言：中国可以实现跨越，“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前进。”他们赞赏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与应变康复能力。他们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坚韧灵活，看到了既独立又开放，善于以退为进、转败为胜。果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反过来嘲笑我们百余年来改革开放、旧邦维新的大手笔了!

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必然与本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发展成为***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它们当然是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什么其他文化。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

我们主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大。

（摘编自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神是什么样子？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绘在彩陶上的或是刻画在器物上的，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有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是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大量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

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了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致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是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刻画。这个神面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显得狞厉。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这个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所绘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偌大的獠牙是其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鱼崇拜有关。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这样说来，人面鱼纹还真可能是半坡人心中的神灵形象，是什么神格，会不会是水神，或是其他?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中国的历史小说在古代主要以“演义”形式出现，通过文学虚构，其与历史有了根本之别。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尺度的。茅盾曾说过，艺术真实应该建立在对史料的考证上，做到事事有出处，甚至“找不出证据的东西，我们最好暂时不作大胆的猜想”。

新历史小说作家则认为，只有摆脱现实生活经验和现有历史材料的束缚，完成对历史的“消解”，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于是他们倾心于探寻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以虚构的热情执著于历史叙事，使作品散发新的文学魅力。可以说，新历史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樊篱，在对历史的消解中，历史的时间边界随之模糊不清，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的本质在文本叙述的“历史时间”中得以呈现。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时间的淡出。小说像一把扇子似的把时间打开或折拢。有时完全打乱，原本在时间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纠结在一起，在小说中浓缩为一刹那的功夫。这种时间的停滞，使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历时性故事被叠合或拆解，更多以共时性故事呈现，故事的时间安排都获得解放，正史的权威话语也面临质疑和挑战。

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冯的《另一种声者》和《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等小说中，叙事者无视时间的自然流程，让故事主人公在时间轴上不断变换着身份，自由往来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出现在这些小说里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事件背景或时间限制，看似实际却又充满虚幻性。作家把对人物和事件没有价值的时间剔除。把有价值的时间放大，以此揭示小说所讲述的过去与现在无非千古如此、未经变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另一个方式是时间的循环，让时间回到永恒的轮回的本质，以叙事时间造成对故事时间的悖离形成文本叙事的张力。莫言在小说《生死疲劳》中以佛家的六道轮回构建了历史的传奇叙事，达到了突破时间对人类精神本源状态的一些遮掩和控制，让生命真正回归到它的自然本质之中的目的。可以说，作家正是在对时间的征服中摆脱了传统情节结构的束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自由

对历史的消解，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对于历史的感知，也催生了种种具有现代色彩的想象。作家把不同种类、不同时代的素材杂糅在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既解构又建构，有利于隐喻历史和现实，使文本更具张力；但也有一些作家将自我囿于内心的狭小天地中，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新历史小说的视域，令小说沉浸在一种自我沉迷、自我哀怜、自我放逐的境地了。综观近年来的一些新历史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更为丰年对内心的描绘也更为细腻，但是，其对自我意识的指升却是以自我封闭为代价的。当自我主动地躲避与当代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之后，小说便更去了思考人类命运的坚实基础，变得脆弱而无力。部分新历史小说走到这一步，的确是有走向消亡的危险。

（摘编自王平《虚构历史的魅力——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科幻文学通常是建立在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借助幻想的外衣，表达作者对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认知和思考。一直以来，科幻文学在我国并不受重视，发展也十分缓慢。

科幻写作费时费力，投入巨大，对作者的知识结构要求极高，也因此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而读者的分布不均且数量不多，也导致出版机构不敢或不愿涉足这一领域。1979年《科幻世界》杂志在成都创刊，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1998年创办于天津的科幻杂志《科幻时空》定位于“大科幻”，先后发表了当时国内一线的科幻小说作者星河、叶永烈、韩松等人的作品，还翻译引进了日本科幻小说家星新一的作品。不过，好景不长，虽然新杂志定价并不太高，但出版发行两辑后，由于发行渠道的不畅，编辑出版投入巨大等原因而遗憾停刊。科幻文学发表阵地的严重匮乏，也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一大痛点。

不过近年来，我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与出版赶上前所未有的机遇。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长篇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三体》三部曲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2018年11月9日，刘慈欣又获得克拉克基金会颁发的2018年想象力服务社会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据去年11月召开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公布的数字，2017年全国新出版和重版的科幻图书共232种，其中新书占比约23.6%。根据刘慈欣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于2018年底的贺岁档上映，成为现象级科幻电影，票房有望达到47亿人民币，并且围绕这部电影形成诸多热点话题。而随着更多的科幻小说被改变为电影、网络剧、网络电影，更多的科幻发表平台的问世，可以预料，2019年将是中国科幻的发展“大年”，科幻文学将迎来黄金时代。

（取材于赵强等文章）

《流浪地球》体现了好莱坞电影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许多差别。《流浪地球》将中华文化元素和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注入电影，既让观众体验到浓浓的人情味，也让中国文化元素有了新表达。

在好莱坞电影中，当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时，情节设定可能是英雄人物登上太空飞船远离地球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是《流浪地球》却反其套路，人类带上地球一起去“流浪”。中国人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不论距离多远，遭遇怎样的挑战，都愿朝着家的方向努力前行。正是这份“乡土情怀”，让人们有了“带着地球一起流浪”的念头，奠定了整个电影故事的发展基石。

《流浪地球》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是的，只有敢于“与天抗争”，才有生的希望。“与天抗争”的豪情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与面对末世求生的电影主题不谋而合。即便2500年、100代人的“流浪之旅”未必定能成功，人类依然选择离开太阳系；即便科学家已经测算没有可能，人类依然用空间站的燃料以死相搏。中国人始终坚信“人定胜天”，甘于奉献、不惧牺牲，用坚持和努力点燃希望，走向美好。甚至《流浪地球》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郭帆、吴京等电影人不退缩、不放弃的结果。

与西方科幻片不同，《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超级英雄拯救地球的惯用叙事套路，而是以40余万人、5000台发动机、7万个火石，以及剧情最后各国救援队调转车头，驶向背离家园的方向等宏大场景，讲述了全人类集中力量成功拯救自我的故事，成为了科幻片中的“一股清流”。而这就是中国人对未来世界的清晰理解，对“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理念的深刻阐述。现实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与此。

《流浪地球》的走红，对于本土科幻作品的未来发展更具意义。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取材于《<流浪地球>：中国文化元素的新表达》，有改动）

科幻电影有“硬”和“软”之分，区分“硬科幻”与“软科幻”的标准在于科技含量的多少。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饶骏认为，“硬科幻”应该是以某一科学原理和技术为主题(或是故事背景)，主要的情节推进、场景表现、道具细节等等要比较严格地遵循物理法则，符合工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各项技术之间的平衡配套展示，这一点是绝大部分科幻电影最易产生bug(漏洞或缺陷)的地方，达到了以上要求和条件的科幻电影，才称得上“硬科幻”。“软科幻”并不是非常注重技术和科学原理，甚至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很小。

饶骏认为《流浪地球》不能冠以“硬科幻”之名。《流浪地球》的“硬”，更多的在于特效、背景和道具所呈现的科技感与工业感上。《流浪地球》一开始就交代了人类和地球不得不“流浪”的原因，即不远的将来，发生了“氦闪”的太阳急剧衰老和膨胀，地球面临着被太阳吞没的灭顶之灾。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看来，太阳发生“氦闪”的概率微乎其微，更不会突然衰老和膨胀。大概数十亿年之后,太阳才会退出“主序恒星”的行列，衰老和演化为“红巨星”。

电影中，面对毁天灭地的灾难，暂居于地下城的人类启动了“流浪地球计划”的第一步，即于各个大陆板块布设行星发动机、停止地球的自转，而“领航员号”空间站执行“火种计划”，以防“流浪地球计划”失败。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从现有的科学认识和工程技术、以及未来数百年里人类可能实现的科学进步和技术突破来看，建设行星发动机、地下城和“领航员号”级别的空间站等等，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流浪地球计划”的科学性和工程可操作性都值得商榷。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表示，中国科幻电影在制作上与好莱坞仍有25年到30年的差距，只有包括航天工业在内的国家科技实力足够强大，拍出的科幻片才能更被观众信任；中国电影人要让更多的资本方看到中国科幻类型电影成功的可能性,随着更多资金的进入,会有更多的中国导演有机会尝试拍科幻片,为科幻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信心与机遇。

（取材于《中国硬科幻曙光已现，但还需再等一等》，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