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辞是商周时期人们占卜时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刻写在甲骨背面而产生的。由于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一些标记性文字，如主人称谓等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完全集中到叙事上。与甲骨卜辞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且句句押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传遗后世子孙”这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

铭文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对象，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铭题于器……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这段概括基本准确。

(摘编自姚苏杰《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列传》等史料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而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其他季节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节选自周秉高《<离骚>写作年代新探》）

“书法不隐”的首创者，可由孔子说起。左丘明在《左传》中记载：晋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从此，董狐与春秋时另一敢于直言的史官南史氏被后世并尊为“南董”，“书法不隐”也成为传统史学中的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其实，所谓的“书法不隐”贯彻的是以“礼”为原则的“书法”，它是为了维护“礼法”而产生。因为赵盾“弑君”的做法违背了儒家所定的“臣为君纲”的礼法，而董狐的“书法不隐”是依据“礼”对赵盾作出的善恶功过的评价，所以孔子称赞它、颂扬它，使它成为“良史”的准则。

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直笔”的概念，他说：“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辞宗丘明，直归南董。”紧随其后，《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中柳虬也阐述了“直笔”的观念，柳虬说：“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可以看出，刘勰、柳虬提出来的“直笔”其主要含义就是“书法不隐”的董狐精神，它所张扬的就是史家要刚正不阿、如实记录并公正褒贬，以实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文学家也在强调史家应该秉承刚直公正的道德良知。

直至唐朝中叶，刘知几在《史通》中专辟章节，在理论上更系统和完备地论述了“直笔”，他将“直笔”重命名为“直书”，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概念“曲笔”，他认为“直书”是“君子之德”，而“曲笔”是“小人之道”，对那些不畏权贵、敢于直书的史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也痛斥了阿谀奉承、捏造事实、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他强调“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刘知几极力推崇 “直书实录”，实际上他的初衷是倡导史家要有“不畏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无私无畏的道德风尚。刘知几的“直书”理论鞭策后世史家完备道德以铸就“良史”。

传统史家把“据事直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就带有了对客体进行规范的意味。但是其终极目的是宣扬以儒家封建礼法为主要内容的“名教”，这被看作是任何一位史家都应恪守不渝的原则。当“直笔”记事与“名教”规范协调一致，没有冲突的时候，史家都会遵守直笔而书的原则。倘若两者分背，尤其是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大多数史家就会趋于“名教”而放弃“直书”原则，这种自发的错误选择成为了传统史学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摘编自颜娜《浅析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认识论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