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列传》等史料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而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其他季节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节选自周秉高《<离骚>写作年代新探》）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这是宋代之前人们一致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存在争议。 |
| B．朱熹对“逐”“疏”的含义缺乏了解使《离骚》的写作年代误判，直接导致楚辞研究难以深入进行。 |
| C．《离骚》的写作年代在近代众说纷纭，但其作品于怀王十六年屈原被放逐之后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 |
| D．探究《离骚》的写作年代，不能只以文本为依据，一些学者从作品中“江南地名”等出发，就犯了错误。 |
| A．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了中心论题，基本按照历史先后顺序论证了《离骚》写于屈原放逐之后。 |
| B．文中列举汪瑗、蒋骥等对《离骚》写作年代的错误认识，意在告诫人们对名家也应存疑。 |
| C．文中列举的例子、引用的典籍，既增强了可信度和说服力，又与论述的对象紧密相关。 |
| D．在论述完《离骚》作于屈原放逐之后，文章进一步论证了《离骚》写于秋天，行文思路清晰。 |
| A．司马迁、刘向、王逸虽然生活年代不用，但都认为《离骚》是在楚怀王年间屈原被放逐后所作的。 |
| B．《屈原列传》等文献明确记载屈原时而被信任，时而遭猜疑是在楚怀王时期，这与《离骚》文本相印证。 |
| C．即景生情是古代咏物诗常用的手法，《离骚》虽出现春、夏、秋、冬四字，但真正写到的季节只有秋季。 |
| D．由《礼记月令》可知古代一般在秋天判决罪犯，而“放逐”属于“宥五刑”之一，因此《离骚》当作于秋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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