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说当成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的工具，相信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如果人们要表达思想，为什么要采用小说的方式，直接写成理论文章不是表达得更直接、更明确吗?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小说是人们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在日益开闭的公共话语空间里，小说家应该具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应该通过小说直接参与到对社会，人生进行理性的思索中来。另一方面，小说作为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整体把握复杂性的独特优势。

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对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认识得更加清楚，而抽象的思想理论往往难以统领这个复杂的世界。理性思维和理论思维采取抽象的方式，把世界活生生的细节抽象成一个个概念，把世界上各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爱打呼噜的人和爱吃零食的人，都抽象成一个“人”字，而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些血肉都被抽象掉了。过去崇拜抽象思维时，会认为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没有意义，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细节，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是很重要的方面，这时候就显出了小说思维的长处，小说是作家构建的一个形象的世界，形象具有多义性，同一个形象，因为读者条件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理解。小说形象也是一种意义符号，但它是一种能指远远大于所指的意义符号，这一特点更好地吻合了人们对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小说用形象来思维，就是一种有血肉的思想，就带来了小说思想性的神奇性和无限可能性。

昆德拉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是非常强调小说的思想能力的。他很欣赏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就因为他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被作家的思想所震撼，他感叹说：“判断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能仅仅根据其思想和理论概念，而不考虑其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也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在一个如此推崇科学思想的世纪中，这是最伟大的发现”昆德拉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小说在总结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家应该成为思想家，但同时作家又不能代替思想家，相反。作家经常要从思想家那里吸收思想资源。因此，作家和思想家自现代社会以来逐渐结成了最亲密的联合阵线，作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就将思想的力量发挥到最大的程度。思想家提出了新的思想，小说家将血肉赋予了各种思想，同时也就更加深化了思想。

小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表达思想。铁凝曾把这种小说的特殊表达称之为”思想的表情”，她说：“小说必得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才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思想的表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小说家并不是像思想家那样直接宣讲思想，他不过是在描绘思想的表情；一般的读者阅读小说也只是在感受思想的表情，而不再去追究思想本身；但批评家要做的工作则是对隐藏在表情背后的思想进行阐释，甚至应该将小说中的思想激活，使其变得更加丰富。

（摘编自贺绍俊《小说：为时代生产和储存思想》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当前中国要保障网络安全，必须实现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的自主可控，需要在质量测评、安全测评的基础上增加自主可控测评。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民生安全的重要保障。网络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其内涵比传统安全的内涵更加广泛。网络安全审查可分成“安全性”审查和“可控性”审查，其中的“安全性”审查与传统安全的要求相类似，而“可控性”审查在传统安全中强调得比较少，但同样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

何为可控性？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个人买了一辆传统汽车，他就拥有了对汽车的控制权，一般不需要再考虑可控性，只需要考虑安全性就行了。但是，如果他买的是自动驾驶汽车，这辆汽车是一件网信产品，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变得复杂了。即使汽车本身的安全性没有问题，但它可能被黑客劫持，这时汽车的控制权就落到黑客手里，黑客可以遥控汽车，使其不受用户控制，甚至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这就是可控性出了问题。由此可见，对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网络安全而言，可控性与安全性缺一不可。

自主可控是实现网络安全的前提，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采用自主可控的技术不等于实现了网络安仝，但没有釆用自主可控的技术一定不安全。因此，为了实现网络安全，首先要实现自主可控，再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最终再结合其它各种安全措施，达到保障网络安全的目标。

针对网络安全，现在普遍实行两种测评：一是质量测评，即对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功能、性能方面的各种指标进行测评；二是安全测评，即支撑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测评，这种测评已有相应的准则、方法、制度，还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测评。实际上，还应在这两种测评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测评维度，即自主可控测评，对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自主可控程度进行测评。在实践中，由于自主可控是一个新要求，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提供者往往都会说自己能够满足自主可控的要求，导致用户无所适从。这就需要加强和规范自主可控测评。自主可控测评旨在客观、科学地评估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自主可控程度，是一项比较复杂的测评。在事关网络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自主可控测评应该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

还应看到，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去实施，人们的认识水平对于实现自主可控至关重要。对企业而言，应提高对自主可控的认识，在规划产品时对技术掌握程度、知识产权合法性、供应链安全等都要有周密的调查和部署，甚至要考虑到在别人切断供应时有没有备份系统顶上去。对用户而言，支持和选用国产软硬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自主可控作贡献。广大用户应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及时反馈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帮助国产软硬件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更好保障我国网络安全。

（摘编自倪光南的《自主可控方得网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