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国学越来越热，这表明，在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亲和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学热，并非简单的“复古读经”，它有着对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美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诉求。国学，从广义上看，应该是指中国每个时代文化的主要潮流。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国学包括每一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推而广之，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学应该是每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主要潮流，如汉之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

如何才能利用传统国学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文化史上不乏经验教训。早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为“我手写我口”而努力，但进展相当缓慢，迟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文言文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1920年以后，文言文才真正“无可奈何花落去”。扭转局面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点是官方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与林纾、章士钊等人争执得未分胜负。1920年春教育部一声令下，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均改用白话文，反对方自动偃旗息鼓。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只要给一个官方命令，说从某年某月起，“四书五经”必须进中小学教科书，义务教育必须开设经学史课程，那么，国学热就不只是热，而且很快就会开花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国学热是一回事，新的国学范式的建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划等号。

诚然，传统经典文化的大范围推广，离不开官方的政策，但良好的群众基础无疑为政策的顺利实范提供了许多便利。可以看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人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要高，文化机构和文化人相对要多，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相对较多，较迫切。

在倡导现代国学时，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湖湘文化一脉，颇具特色。从屈原到王夫之，再到曾国藩、***，它以其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折服世人，并以此成为世人关注和学习的典范。中国文化是以各区域文化为基础、集各区域文化而形成的，因此，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学时，不能忽视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

对于创造新文化，学衡派有一个不错的口号，即“倡明国粹，融化新知”。平心而论，这应该是一个较妤的途径。新时代国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其范式出现之前，我们的确很难给其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传统国学有着源流关系，但它不是传统国学的复制和翻版，它有着创新之处，有着新时代的印痕，也就是说，复兴国学并非单纯的复古其中应该有发现、发掘和创造。

摘编自陈伟华《一代有一代之国学》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 1923年，到了 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鲁院里的柿子树

（1）鲁迅文学院有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一棵柿子树。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正属于它的季节，它变成了这里突出的风景。柿子树长在园子的中央，被一些别的树木围绕着，原本跟那些树木一样高大，因为它满枝头缀着柿子的缘故，别的树木都成了陪衬，连它自身的叶子也是陪衬了。

（2）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饭后我到园子里去散步，一眼就看见了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结满果子的柿子树，不由得就看的发了呆。微风起的时候，突然觉得它根本不是树，因为它能唱歌。北京的秋天，多的是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天蓝得像是要透到天的外边去，这样的蓝里，白云就呈现出最艳的颜色。这时候美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击中了我，恍惚中，觉得那柿子树上缀着的是一团团结晶的阳光，散发着平时难以见到的明亮。

（3）很多时候我到花园里并不是为了柿子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止步在它面前，难道是因为它身上有明显的秋意吗？这样想，也许银杏不服。那一棵棵银杏树，所有的叶子都像足透了的金子，在黄昏里闪着朝晖的明亮。有些轻轻地洒落地上，灿灿的，像铺了一层锦，像一幅油画。树上和地上一片金黄，让人觉得这美景可以绵延，可以天长地久。然而就在一个黄昏，寒风起了，银杏的叶子全部被风带走，只剩了树枝。这时候的柿子树一派沉静，虽然它的叶子也被风带走了，但果实仍高高挂满枝头。

（4）我从小径的回环处走，抬头看着树上的柿子，就仿佛看着一双双温暖的眼睛，刹那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要到这柿子树旁边了。它们静静地看着我，无声地与我交谈，说它在那些喧腾的日子里，怎样让自己的心泊于安详和沉静；说它在春天开出并不漂亮的花，在夏天曾经是一颗小小的被叶片遮蔽的青果；说它如何耐心等待秋天的到来，使自己变成阳光的金色，凝成一捧盈硕果实、可摸可触的爱。于是我思索柿子树在到这里之前的经历，它是长在一群同样的树木中间吗？它是怎样被命运选中，到鲁院的花园里，成为独特的风景？正如我冥冥之中幸运地到这里。它的命运之中是否也有风雨和雷霆？它的生命里是否也有春风和清露？它是否也深味了人间的悲喜，才呈现出这一树的殷实和辉煌？

（5）一天，我清早到柿子树下，在枯萎的草柯间捡了两枚熟透坠落的柿子。它们的光芒和馨香像音乐一样荡漾。由此我知道了，树木怎样靠果实传递快乐和希望。

（6）这座独一无二的花园里，在树阴和花丛中掩映着一些大文学家的雕像，巴金、茅盾、丁玲、冰心……他们有的器宇轩昂，有的神采飞扬，有的在倾心交谈，有的在凝神沉思。他们的生命气息透过颜色沉郁的大理石，火焰一般在时空中传递。我驻足于巴金先生的雕像前，他似乎在用温和的语气跟我说：“我用作品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走到冰心雕像前停下脚步，看到她左手托腮，凝神远眺，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上。不由得想起了她的书，她的文字，她的“爱的哲学”，随之，一股温暖明朗的情调蔓延开。

（7）冬天一日一日地深了，花园里的一切都沉浸在静寂的灰色里，只有柿子树还高举着一簇簇火焰般显眼的果子，微笑着，歌唱着……

“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

袁贻辰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谢家麟把仅剩的一点点精力都留给了“粒子加速器”。他坚持看英文专著和学术论文，85岁时还向学生推荐《自然》杂志上最新的文章；迈过90岁的门槛，他每周一仍拄着拐杖，去中科院高能所“问问所里最新的科研进展”，用略快的语速畅谈着“高能所的未来”。

一切都和过去60年没什么两样。

只是，如今，在玉泉路那个四四方方的大院里，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2月20日上午8时12分，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为纪念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家麟星”。

桩桩件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一直和“加速器”“绑”在一起。“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放弃。”曾任高能所副所长的张闯说。

不过生前，当聊起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时，谢家麟是这么总结的：“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这个“什么都不怕”的物理学家离开斯坦福大学回国，回来就遇上“最糟糕的情况”。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无所有”再加“一无所知”。加速器试验用的元器件和装置，基本是“要啥没啥”，试验人员全是新分来的大学生，不少人连加速器是什么都没听说过。

“我们想吃馒头，但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

“从种麦子开始!”谢家麟自问自答，扯着嗓子喊出这句口号。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带着十几个大学生、一篇论文和一张加速器外形图，从画图、打造零件开始做起我国最早的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工程。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把试验器材做砸是常有的事儿，但人们始终没见谢家麟生气过。他不训人。只叫齐了人再把器材的原理仔细梳理一遍，最后撂下一句“咱们再接着做”。

8年后，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随即投入“两弹”研制工作。后来，这台加速器还陆续在其它科学领域应用。

那时，常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谢家麟已患上肝炎。

他戒了烟，但没有停止工作。

有一句话谢家麟始终挂在嘴边：“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问题，没有困难就不叫科研，科研工作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没有路可走，你自己就得想出一条路。”

“文革”后，中央决定下马高能加速器工程，谢家麟又一次做了“先种麦子”的决定。他们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想法是“极为大胆”的。很多人回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过程。就是一段漫长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谢家麟因为肝病，落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为了工作，这个60多岁的老人开始偷偷地吃安眠药。严重的时候，他一晚上连吃三次药才能入睡。

一年后，他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那是在1986年，工程就剩下最后一环——安装。

“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的，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很敬佩，“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

在高能所这么多年，谢家麟似乎从来没学会“人情世故”。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谢先生会生气：“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他坚决要求把自己名字划去。

他的办公室里，偌大的办公桌被厚厚的、装订好的外文期刊堆满。90多岁的年纪他仍坚持看邮件和论文，“还得学习，要不然跟所里完全脱节了”。

没人知道老人如此高龄仍坚持学习的动力何在。直到后来，谢先生经不住再三邀请，决定写下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前进”。

人们那时才第一次了解，多年前，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谢家麟每次回家，都不得不在日本兵的岗哨前停步。眼看过往的老百姓遭到殴打、搜身，谢家麟一字一句地写下，“那时除了觉得屈辱，更有了强国图存的念头”。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创新是人的本性。”谢家麟认为，“我们要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强调培养高素质的创新科技人才，能够产生新思想，并能克服困难，把思想变为现实，这样才能攀登世界的顶峰。”(《谢家麟——没有终点的旅程》)

②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启程回国，船到檀香山时因为所学专业与军事有关，遭到扣留。下船后他气愤地给白宫打了一个电话，以示抗议。l955年，谢家麟终于回到他渴望已久的故乡。 (百度百科《精英名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