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澎湃新闻对全国高考状元发去一份“2017年高考状元问卷调查”，回收40份有效问卷。

问卷显示，40名高考状元中6位状元来自农村，其余85%的状元均是城镇户口。此外，父亲是公务员的状元占比35%，母亲为公务员的占比22.5%，远超其他职业。

虽然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可能相对更为重视教育，但是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尤其是普通公务员与普通教师，并不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当前教育公平越来越得到维护与促进情形下，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在占有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现在的孩子可以说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在相同的基点上开展学业竞争，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出身，并不能对学生升学发挥明显的助益作用。

现在农村的父母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节衣缩食、尽最大努力为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抱怨、纠结出身“不好”，往往会成为一个人不愿意努力的借口，出身于农家．不但不能成为其努力改变命运的动力，反而令其找到自暴自弃的理由，才是真正的悲哀。学生自身应该正确认识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正确认识自我，如教育专家强调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自身的兴趣，找准闪光点，去做最大的努力，达到最好的成绩。如此理性看待出身差距，永远精进奋斗，一个人即便出身农家，同样可以获得璀璨的明天与精彩的人生。

（摘编自《2017年高考状元问卷调查》）

材料二：

高考状元们喜欢在学习知识中追求完美无缺，追求无所疏漏，在考试中过分看重分数，使思维处在了僵化的神经质般的模式上。许多高考状元们对来自上方的指令，往往能够苛刻地按要求完成，而在完成任务时往往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思维是对来自应试教育做现成试题而又想获得完美答案的一种重复。高考状元们只是在应试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而他们却又往往以这一次成功引以为一生的骄傲。过分地回顾过去，却丧失了以后为更高远目标努力的动力。高考状元们的家庭背景往往不太理想。他们在学习上心无旁骛，梦想摆脱某种困境。一旦实现理想，却又陷入了没有目标的窘境，而在就业上却又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更为理想的指导，结果好多人也就听天由命。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他曾多次感慨：“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夫人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摘编自《高考状元的人生走向》）

材料三：

无论何种动机的“状元”炒作，都无法逃脱名利缠绕的怪圈，这种缠绕让基础教育生态始终无法真正好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持续强化社会对教育的不当认知，让公众对教育的理解围于考试分数的粗浅层次，抵消素质教育等教育教学改革效果。

要彻底禁止“状元”炒作，就必须出台国家层面的监管“硬杠杠”，不仅要有行政部门的禁令，还要有明确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与处罚措施；不仅要有行政法规的约束，还要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把禁止宣传炒作“状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要求，违反规定的学校、媒体以及新媒体机构要受到行政处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状元”炒作现象。

（摘编自《禁止炒作“状元”，需要出台监管“硬杠杠”》）

母亲的闹钟响了

张健

母亲的闹钟响了，这是只装在她身体里的闹钟，准时。母亲的房间靠在马路边上，凌晨的喧闹无法把她一天的劳累惊醒的。她的闹钟就是腰，她的腰每天四点半就会开始酸痛起来，她说再躺着那简直是万般难耐的痛苦，一起来腰就不疼了。她必须起来，开始心平气和地洗衣做饭。

我问过母亲她的腰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老毛病。我总想追究这老毛病的根源，她说，生下我不到第三天，就下床洗一大堆的衣服，爷爷的，奶奶的，姑姑的，叔叔的……有时，她洗完衣服还得去地里干活，她怕爷爷回来没有好脸色。她告诉我她很怕爷爷，这老头子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吼，虽然老头子死了多年，做梦做到他还是一副凶相，还是怕他。这腰就给这么折磨坏的。

母亲有时候会在屋子后面慢慢地蹲下来，替花盆里的花拔掉几棵杂草，还有一个是栽着碧绿的小葱的盆子，我怀疑远离村庄的泥巴也具有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我对泥巴是尊敬的，它宽容于一切依赖它的事物，给它们存活下去的空间和可能。

有一天，我很认真地看完了韩国影片《远路》（又译《妈妈》），那是一个由好玩开头到催人泪下的过程。影片里的母亲在四十岁时，突然有了眩晕症，只要坐车就会头晕，甚至看到大巴经过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因此这以后的28年来母亲从未离开过这个小村。但是现在，母亲有了苦恼的事——小女儿的婚礼迫在眉睫。即便走路也要参加小女儿婚礼的母亲的第一次远行就这么开始了。

我看的时候格外亲切是因为我的母亲也如此，虽然没有影片里的母亲那么严重，但她确实很少离开过家。而现在，我的母亲也有了苦恼的事，妹妹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订婚，母亲也开始担心这一段路程能否挺得过去，但妹妹也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能不赶过去吗？大巴在四个半小时后到了那儿。妹妹无比开心，可母亲的脸色苍白，只是坐在桌子边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隔了一天后，母亲又要赶回来。到家后，好像大病了一场。三个月后，妹妹的婚礼在远在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城市举行。尽管母亲执拗着要去，我还是阻止了。我想起了《远路》的结尾，母亲跋山涉水、风雨无阻地到达目的地后正好赶上小女儿的婚礼，以为母亲不会来的小女儿激动得流出泪来，可当她和丈夫手挽着手走上殿堂的时候，过于疲劳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带着微笑永远地睡着了……

有时候一起吃饭时，我就盯着母亲的脸，我仔细看着，我怕这张脸一眨眼也像爷爷那样消失了。母亲不知道我的心思，在这个时候她就说，多吃点菜。我嚼着那些碧绿的菠菜，真想狠狠地把光阴也嚼碎。时间停止，我们可以一辈子在一起进行富足的晚餐，而她坐在我的对面，我就可以看见她永远像月亮那样不变的脸。

在小镇的镇南东路，这里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我家的屋檐与众不同的是，还有一个燕子筑的屋。邻居总和母亲说，干嘛让它们筑巢，脏死了，母亲笑笑，她说她喜欢燕子。仿佛看到的是多年以前，居住在乡村屋檐下的那两只。那时，我家门口常常铺满一层沙子，或者一张报纸，看起来不雅观，可母亲几乎每天都收拾它们拉下来的屎。我始终不明白，母亲能够平静到把燕子当成孩子一样，她能够宽容它们。突然有一天，我偶然抬头的时候发现燕子窝不见了，我怀疑母亲最终还是忍受不了燕子住下来造成的麻烦，一发火把它捅掉了。我问母亲，母亲说小燕子长大了，它们会在来年重新筑窝。我恍然大悟。

母亲的闹钟依然准时响着，响的时候，她又开始了反复的劳作。母亲的闹钟响的时候，我就得结束这一天的写作开始我的睡眠。我不会让她看见我，我怕她心疼，我睡着的时候她也不寂寞，她说有燕子会在屋檐下唱歌，它们好像是从老家赶来看看她的。

①古典诗歌欣赏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情景上，情景作为核心范畴，很有中国特色。古典诗论之所以这样重视情景的关系，表面上看，是由于诗歌往往作为现场交往的手段，自然景观和人事关系都在现场引发，现场感决定了触景生情和即景抒情。往深处探索，这里似乎还有和中国的绘画一样的美学原则，那就是把重点放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上，在天人合一深厚的基础上，建构出情景交融的“意境的诗学范畴”。

②现场感的“感”，一方面指所感对象是景物，另一方面指所感主体是人情。但有些诗评家却常把两者绝对割裂开来。如宋诗评家范晞文，在具体分析文本时，往往把律诗对仗句的情景机械分割为“上联景，下联情”“上联情，下联景”之类。个中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传统的诗学理念中片面强调真和实，便不免将之推向极端。至于机械地把“真”和“实”联系在一起，就更加僵化了。在这一点上，连王夫之也未能免俗。他把景钉死在“实”上，也就是现场感上。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就把景观的“真”变成了现场亲历的“实”。

③对这个理论上的偏颇，许多诗评家长期含而混之，只有清代的黄生提出挑战：“诗家写有景之景不难，所难者写无景之景。”“有景之景”，写五官直接感知，因情绪而产生变异感，这是常规现象。而“无景之景”乃不见之见，变不见为见者，情也。后来，清人乔亿提出了一个与王夫之的“目接”相反的范畴“神遇”，可以说为黄生的“无景之景”寻到了原因。“景有神遇，有目接。神遇者，虚拟以成辞……”这个“神”隐含着诗的虚拟、想象，由情而感的自由。

④“神遇”是想象的，有可能不定具的，其感染力从何而来呢？早在明朝，谢榛就提出与写实相对的“写虚”，认为诗人的功夫就是在虚实之间“权衡”。实际上，就是说写实与写虚的对立并不是僵化凝固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认为贯休的“庭花濛濛水冷冷，小儿啼索树上莺”，“景实而无趣”；而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景虚而有味”。

⑤在汉语中，实和真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虚则和假联系在一起。怎样才能避免由虚而假，达到由虚而真呢？元好问曾经提出，虚不要紧，只要虚得诚就是根本。实际上，诗人无不自以为是诚心而发，可是事实上，假诗还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乔亿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了突破。这个突破首先体现在理论范畴上。一般诗话词话，大都从鉴赏学出发，而乔亿却从创作论出发，从创作过程、从难度的克服来展开论述：景观万象已经给前人写光了，经典的、权威的诗语，已经充满了心理空间。怎样才能再虚而不假，虚而入诚呢？乔亿提出“同题而异趣”，也就是同景而异趣。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找到自我之心与他人之心的不同，即使面对的是相同的景物，“斯异不同”，诗文才会有无穷的魅力。

（摘编自孙绍振《古典诗话情景矛盾中的宾主、有无、虚实、真假》）

“仁义礼智信”即儒家核心思想“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最终聚合为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传承和选择的结果。

在孔子之前，“仁”“义”“礼”“智”“信”这些术语已经广泛流行，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仁”作为一种品德，最初的含义是“爱亲”，即爱自己的亲人。孔子论“仁”，意蕴丰富，尤重视“爱人”和“忠恕”。“仁者爱人”扩展了“爱亲”，使“仁”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上升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忠恕”是仁的具体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忠”，指主动的推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恕”，指出了“为仁由己”的底线。论“仁”的同时，孔子也说“义”。“义”即“宜”。凡合乎道德义理的行为便是“义”。反之便是“不义”。而“礼”，起源于史前初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历经数千年传承损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将其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同时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认为“礼”不仅仅是形式化的东西；“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强调“礼”应根植于“仁”。孔子讲“礼”时轻其仪重其内的态度，为后来儒家的礼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智”即聪明、有智慧。孔子所言之“智”，并非一般所说的小聪明，而是一种道德境界。孟子更是明确地将“智”与“仁”“义”“礼”相提并论，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信”则是指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品德，孔子曾多次论及。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首次将这五者并而论之，称之为永恒不变之道。至两汉之交，“五常”的提法就固定了下来。尽管后世儒家对“五常”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孔子的观点一直是他们阐说的根基。

对“仁”“义”“礼”“智”“信”诸范畴的阐发，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不仅有自然性，更有道德性，而后者才是人不同于万物的根本。孔子的“仁”、孟子的“四德”、董仲舒的“五常”正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五常”摆脱了时空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具有普适性，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学说、文化碰撞不断，比如延续两千多年的本土儒、法等学说的对立与斗争，元、清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冲突，佛教传入后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等等。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五常”这样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才具有无比强固的凝聚力，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元素，将产生于不同生活习俗和社会环境乃至于文明背景差异极大的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其共聚交融于一个极富弹性的文化结构之中。

今天，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不只是认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还应将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浇灌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养料。

(选自景海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