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引进的名词术语都自带文化视角

申小龙

①一段时间以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引起广泛关注。中国话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但就话语本身而言，是表达思想、观念、情感、文化的载体。所以，当务之急是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把中国话语这个概念弄清楚。

②一个世纪前，我们的语言还属于古代范畴。现代化之后引进了很多新的词语，导致我们的语言研究实际上是用欧洲的术语范畴分析中文，这就会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语言学上用的最基本单位：词。这是对英语word的翻译，中文中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单位，只有“字”。而“字”在现代语法结构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按照拼音文字，“字”只是一个书写单位，并不是语法上的基本单位，所以引入了欧洲语言中的“词”。句子也是这样，句子的概念也是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古代汉语的“句”是“句读”的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句子”的“句”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③由此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在语言学里，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但是一旦引入了欧洲语言中的这个概念之后，它在中文中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说不清楚汉语的词，就是当两个汉字被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究竟是词组还是词。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搞不清楚还能不能再往下分析，不能确认它是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比如“睡觉”，是一个词，但是“睡” 和“觉”在古代汉语中是两个单位，是可以拆开的，比如“睡了一个好觉”。

④在欧洲语言理论中，“字”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而我们现在渐渐认识到，中文语法肯定是要建立在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词的基础上。汉字的组合对于中文来说是有根本意义的，而这个意义在欧洲语法的视角中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只认词。这意味着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是建立在西方范畴之上。

⑤其实每个学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由此可见，几乎所有欧洲术语拿到中国来以后都要打个问号。当它们被用来分析中国文化的时候，可能都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表述单位。就语言学而言，只有厘清了这些基本范畴之后我们才能更科学地认识我们语言的特点。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太不一样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欧洲人也有很多根本性不同，用了他们的范畴之后会曲解我们自己的语言。每一个词都是视角，是特定的文化视角。我们需要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来分析中文，也就是要消解掉西方语言理论的那些范畴。

⑦实际上，除了学科领域，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翻译腔很重的语言，你也能够听懂，也觉得它是汉语。但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地道的好的汉语。之前翻译家周克希谈到《小王子》的译法中“需要彼此”和“彼此需要对方”的不同，认为前者不是中国人的表述方式。这其实是整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欧洲思维方式是动词中心，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核心，句子很长，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中文是流水句，很短，意在言外，充分依赖语境。

⑧中文是有诗意的语言。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中文是好的中文，什么样的中文是欧化的中文。我们应该怎么书写，怎么继承传统语文的好的特点。所谓好的汉语，就是音乐性很强的汉语，有声象和意象的汉语。音乐性是中文最基本的要求，而欧化的语言都是没有音乐性的。

⑨当然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很不容易，因为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已经融合在我们的意识里成为我们视角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真正做到追根溯源很难。语言学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说现在人说话已经欧化了，没有必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语法了。然而，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关注，不建立自己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听任整个体系全盘欧化，我们的语言，我们孩子的语言，也都说得像英语一样，这对我们民族文化是一个好事情吗？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语言文字的历史，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以没有自己本土文化的研究的主体性，建立自己的理论范畴，而是听任西方的范畴把我们牢牢束缚住？

（2015年11月11日《文汇报》）

材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代替了古诗，获得了新质，却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撮其大概有:张扬了理性思维，减少了直觉思维，偏重于语法，轻忽了词法，强化了模仿，忽视了表现，等等。此种得失的造成，与古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有直接关系。因为新诗的出现，固然与古诗有血脉渊源，但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诗。这样，新诗与古诗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断裂。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运用于诗歌写作，有着巨大的诗性差距。

（摘编自苗雨时《新诗向古诗学习什么》，2017年8月27日《扬子晚报》）

材料二：2017年是中国新诗发展100年，“80后”著名诗人、作家李成恩于2017年7月应邀出访拉美。她重点谈到了百年中国新诗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诗歌的现代意识的觉醒，从人性的角度确立了诗的现代性，她认为诗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地域与民族的生活、诗歌语言与诗歌艺术的探索，世界诗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中国当代诗人与拉美诗人有共同之处，都对日常生活较为关注，多写人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体验。

李成恩说，中国现代诗与世界最好的诗歌处于同一个水准，中国现代诗建立了中国的传统，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传统，从语言的开放到个体的想象，中国新诗历经百年，出现了一批可与世界对话的重量级诗人，并且正在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诗人的写作。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现代诗对外的翻译还要快步跟上，外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总是快一步，我们庆幸能够很快读到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但我们最好的作品却要滞后被外国

读者读到。这次来拉美，她发现拉美对中国优秀诗人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这次来得恰逢其时。

（摘编自《李成恩在拉美谈中国百年新诗》，2017年8月29日凤凰网，有改动）

材料三：2017年8月2日，第四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在北京颁奖，大赛顾问、著名诗人谢冕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谈到了创意写作，也谈到了诗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在目前良好的写作状态中，一些诗人的作品看似个人表达，但概念化倾向很严重。

平时，出于研究需要，谢冕阅读过很多诗歌，但能让他眼前一亮的不多。谢冕说，基本都是大体相同、陈陈相因，个性突出的诗人并没有出现，这是当前诗歌创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比如都写一条江，可能词句不同、结构不一，但思路都相同，读起来感受差不多”。

什么才是个性独特的诗人？谢冕举了海子的例子：“想想他的诗有多独特。里面有这样的文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那都是他很独特的东西，别人无法模仿、重复。”

谢冕还提到，在目前的诗歌写作中，确实还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过于口语化、缺乏节奏感，等等。他指出，现代诗歌接近口语是自然的，但要有节制，不能无边无界，“像‘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类似的诗歌，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诗歌要有诗歌的内涵，它是文学皇冠上的珍珠，语言是文学体裁中最讲究的，要精练，过度口语化会使这些内涵丧失殆尽。”谢冕认为，艾青先生把“白话写诗”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口语化但有节制，“现在很多人都在努力创作，但很少人能做到这么好”。

除了语言不够精致外，谢冕认为，诗歌是音乐的文学，要讲究韵律，“徐志摩诗歌的格律感是很好的，句子长短一致，有的还押韵。没有节奏感，诗歌就会‘不好听'。”谢冕说，“新诗发展到现在，有成就，但上述问题要指出来，我目前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希望新诗能够健康向前发展。”

（摘编自《专访谢冕：现代诗歌接近口语不能无边无界》，2017年8月5日中国新闻网）

“仁”，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连孔子的三位高足，理解也有高下之分。《荀子》记载，孔子问：“仁者若何？”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孔子的评价：“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爱人”。孔子的评价：“可谓士君子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自爱”。孔子的评价：“可谓明君子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

为什么孔子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提倡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做到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只有坚持并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有益养料，滋润、丰富和繁荣、发展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足够的智慧与气度消化外来文化，佛教被成功消化吸收就是一个例子。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养料而始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就因为它对外来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拿来或拒斥，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然而，近现代以来，一些人对文化的认识存在两个显著的不平衡：一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不平衡，二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教育中，就是对中华文化关注不够，而西方文化却占极大比重。这是有失偏颇的。

《论语》记载：孔子和弟子周游到卫国，看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弟子问：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孔子曰：“富之。”弟子又问，如果大家都富裕了，该怎么办？孔子曰：“教之。”当前，我国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也“富”起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教之”！教什么？是沿着西方文化的“引导”来教，还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当前，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最迫切的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

总之，我们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又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既要有开放接纳、交流融合的雅量，又要有不削足适履、不买椟还珠的智慧和定力，这样才能在文化精神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编自“国际儒”楼宇烈《中华文化有智慧和气度消化并吸收外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