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城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文上并不鲜见。

（摘编自杜国景《关注时代变革，新方志文学大有可为》）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天涯成比邻》中提到：“今天的人民比以前有更大的力量来铸造他们的未来。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发现它们无力处理面临的许多老的和新的问题，只有与别国进行合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必须通过承担共同的义务和分担努力，以确保自己的未来。”这一表述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为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全球治理”应运而生。学者们对于全球治理价值的讨论，整体上就是基于“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客观上是存在的”这一认知。

那么，依靠什么样的价值来指导全球治理呢？基于问题和视角的全球性，从全球共同价值或类文明的角度去解答，成为理所当然的方法论自觉。从全球共同价值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渗透着人类追求美好世界的重要价值和道德目标，有效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包括更多治理主体的参与、更加重视社会公正、更为集中的可持续性。为有效地协调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利益和行动，有必要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从类文明的视角来看，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性文明，是全球一体化时期新型的文明形态。类文明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其基本价值理念存在于各种文明体之中，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则构成了其主要成分，而这种成分就是“和而不同”。全球治理变革根据这一价值理念应突出三个基本价值取向：协同、包容、共享。

然而，要找到让不同区域接受的人类价值共识存在着种种困境。这些困境不仅表现在不同区域对“什么价值才是人类价值共识”的认知分歧上，也表现为各种价值主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和冲突。这是因为：全球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协调活动，然而在不同时代，即便是同一时代对全球治理价值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今全球治理的价值枢架之中，人权、民主、正义等价值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这些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在全球层面和不同的治理主体层面，均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分歧和解读分歧。全球治理的来临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价值理念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观等将会长期共存。

这些困境导致全球治理呈现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纠葛。因此，要促进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使全球治理摆脱各类价值困境。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价值碰撞，全球治理要建构具有世界通约性的共识性价值，必然要探究能够兼容全球不同价值传统的终极价值理念。从秩序建构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为了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就要建构一种全球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将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过程参与的实践活动为主要特征，即全球治理的价值是概括提炼多元价值的事实发现，而不是先验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

（摘编自刘勇、王怀信《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