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和舆论

童兵

①民意是整个社会普遍意志和意识的集中展现。通过对一定空间和时间民众的观察、捕捉、测量、分析与呈现，人们可以感知甚至洞见民众的所思、所盼、所喜、所恼，从而了解及把握民心向背及民愿所求。（）能够以此为依据，为民执政，务实谋划。（）可以透过广泛的民意考问自己的立场和追求，应对大众的异同及短长，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则可以根据民意察情理，判是非，既为官方喉舌，又当民众耳目，力求于人于事，皆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群体意愿为取舍。

②从广义上说，民意有时也称作舆论。舆论是大众就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综合。美国新闻学者约斯特认为，舆论实质上就是公共情绪。林肯甚至说，“公共情绪就是一切”。有了公共情绪，一切皆可成功；没有公共情绪，一切皆将失败。因此，这些铸造公共情绪的人，要比那些制造法律或者宣布判决的人要高深得多。

③然而，民意同舆论还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中，民意的突出特点是非表层性和相对稳定性。民意是较大规模民众一般的内心活动和对某些事件、事态、机构、人物以及这些机构人物政策言行的相似或相同的评价，这种社会评价及社会情绪有时还可能伴随着相当规模的群体示向性活动。而舆论只是民意的初期形态，是处于表层的群体情绪。民众的所言所行，常常出于情感、心绪的激发而成，理智和理性相对较少，以言相传，以情相染的成份较重。舆论还是变动不居和改变难料的，因而又缺乏稳定性和可测性。朝意夕改，此事此地一种看法．另一地又持一种看法，是常有的情状。一个事件的冲击，可以让一些人冷静下来，又可能让一些人焦躁不已。一个意见领袖的一席话，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意志，也可能坚定一些人的观点。

④民意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易于测知，在一段时间内较少变动。民意充盈着一定时域、地域特定人群甚至多数民众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公众人物的观察、思考与评价，这种砚察、思考与评价常常是理性的、务实的、感情成份少、客观成份多，因而作为民意的这种社会情绪，相对于一般舆论来说，显得厚实、有力、威慑性强。因此，民意比舆论更有威力，对官方的压力也更大。

⑤相对于官方意志而言，民意表达的是大众的意见、意志、要求和愿望，而官方意志体现的主要是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意愿。在一个民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所谓官方意志往往是主要官员尤其是高官的立场与观点，有的情况下，官方意志完全代表着最高长官、行政首长的立场与意愿。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权利关系下，民意不免会受到轻视、蔑视甚至践踏。

⑥就舆论的构成与布局看，一个社会至少存在着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两类。官方舆论依据与依附于官方意志生成与变动，而民间舆论则主要服从并服务于民众的根本利益与基本立场，虽然民间舆论有时可能由于种种压力会屈从于官方意志，也可能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奇从于官方意志，但民间舆论在总体和大局上总是从有利于伸张和服务于自身的根本利益与基本立场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民间舆论不违背民意，为伸张与贯彻民意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由此观之，民意比之官方舆论、官方意志实在、具体、稳定、尖锐，更有韧劲和耐力，也更有实践力和可操作性。此外，由民意操控的民间舆论也易转化为行为与行动，即转变为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超过官方舆论场而高看民间舆论场的原因，也是人们超过官方意志而敬畏和尊重民意的原因。

（摘自中国社会科，有删节）

“有人困惑不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年对文学创作感兴趣？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时的热闹，只是昙花现，担心后继无人。我看这困惑、担心都是多余的。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生活培养作家。”

这是巴金先生写给1986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致辞中的一段话。

生活培养作家，文学薪火相传。30多年过去，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青年有增无减，青年作家的队伍更是呈几何级数壮大。远的不说，刚刚发布的《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国内仅网络文学作者就有1400万之多！可以想见，在这1400万人中，青年作家占绝对比重。他们的写作环境、写作方式和发表途径迥异于30年前的前辈，但如果追问写作初衷，考察写作背后的热情、动力与期待，却极有可能相差无几。

生活培养作家，这“培养”自然包含丰富发展的社会现实对作家的哺育与滋养。今天广义上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得益于此，这一代青年作家普遍受教育程度高、阅读积累丰厚、视野开阔，这构成他们写作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代生活在他们笔下有了更多面向和更深纹理，他们不再像父辈作家那样盯着乡村这块文学根据地，城市、网络、外太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书写焦点，更年轻一代甚至直言不讳“我的故乡是互联网”。在向新生活开掘的同时，他们也凭借便捷的信息技术和频繁的文化交流，更有底气、更有自信地向历史深处叩问，从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以及向世界开放，这些都让青年一代的文学别开生面。

生活培养作家，这“培养”必然也不乏磨砺、考验与挑战。“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文学“才人”要想出类拔萃尤其困难。困难既来自文学内部——一种艺术样式高度发达，留给领异标新的突破口自然越来越少；更大更多的困难则来自文学外部——社会现实瞬息万变，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直接推动下，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们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多，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网络上“催更”的粉丝们嚷着“快啊快啊”，市场上出版社盯着码洋说“要走量要走量”，消化这种新现实对一些作家来说力有不逮。

从这样的机遇与困难中写出来、写下去、写得越来越好，是青年作家成长的必经之路。左手是读者和市场，右手是文学信念和文学理想，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左手和右手之间人为地设置藩篱。真正好的文学在寄托文学信念、忠于文学理想的同时，又是拥抱读者、赢得市场的。青年作家们理应有抱负去开创这种为人民所需、也让文学历史为之骄傲的可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9月21日）

VR真的能成为新一代的“移情机器”吗？

VR真的能成为新一代的“移情机器”吗？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VR的教化作用在未来的前景。在反对者看来，虽然VR的体验形式多样，但最终都只能制造出“同情的幻觉”。

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VR只邀请参与者沉浸在感官体验之中，但参与者不需要面临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任何结果。参与VR体验的人不会真的被流浪汉抢夺走财物；也不会因为做错选择，在战场上受伤或失去生命。就如同所有的模拟游戏一样，VR再如何拟真，也不能复刻结果的真实性。

无论是古典的戏剧表演，还是现代的电影呈现，观众很容易抓住情感的特写。但在VR的沉浸式体验中，体验者常常会专注于自己的存在感而忽略了重要的细节。观看全景影片的观众容易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分心”，模拟情境中的体验者可能会沉迷于自己扮演的角色。

美国哲学教授Erick Ramirez认为，VR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同情心，但是不能让人产生真正的同理心。同情心更多是一种关怀与爱护的情感，而同理心侧重于认知和理解的能力。当一位好朋友失去亲人时，你想要走上前安慰。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同情。你的主要感受出于对好友的关心。好友痛苦的表情让你难过，安慰别人的同时会让自己舒服。与此同时，你不需要理解失去亲人是怎样的感觉就可以产生同情。同理心则不一样，电影中的人物失去双亲而痛哭流涕，让你联想起自己失去亲人的感受。你完完全全理解这个人如此痛苦的原因，你甚至能感受到痛苦的程度。“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帮助你，但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很多时候，移情的对象可能是一个你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或者是纯粹的虚构人物。VR可以让大学生同情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但无法让大学生体会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真实痛楚。无家可归的窘迫处境激发了VR体验人士的爱心，但他们仍然不能以一个流浪汉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一方面，制造同情相对容易，有时廉价的情感诱导还会造成同情的滥用；另一方面，真正的移情是很国难的，有些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咸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在哲学家内格尔看来，即使一个人昼伏夜出，甚至长期倒挂在晦暗的山洞里，也不可能知晓蝙蝠的生活感受。蝙蝠的内在认知方式与人类迥异，即使面对相同的颜色、气味、痛感等外部信息，实际的感受也会截然不同。即使我们用最大的努力以蝙蝠的身份生活，我们也无法以蝙蝠的视角看待世界。VR模拟的场景也是如此。即使每天用四只脚走路，体验者也不可能知道一头奶牛面对屠宰场的真实情感。体验者只是从人的视角想象奶牛的无助。

不仅人与动物的认知模式不同，每个人的认知模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的生活经验、自我反思、情感与期望等等塑造了世界在我们眼中的呈现方式。在感知外部信息的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融入其中。VR可以尽力还原边缘人群的周遭环境，逼真的环境可以激发我们的同情心，但要和不熟悉的群体产生共鸣是极其困难的。

——节选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