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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与治疗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枚乘《七发》一文。文章称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所说七事分别为: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以及要言妙道。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没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楚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汉书》中说太子刘奭身体欠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于是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应该信而有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引《典略》道:“(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虽然是正史,但是《典略》一书却是魏人鱼豢所著的野史,所以《三国志》所引内容难免有误。真实的情况是:陈琳当时正事奉袁绍,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胪列了曹操诸多罪状,痛骂了曹家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便好了。陈琳这篇檄文的效果匪夷所思,无愧于“壮有骨鲠”的称誉。
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元稹说:“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白居易说:“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毛滂也说过:“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王之望则说:“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王之望的说法颇为夸张——读了远方寄来的诗歌,胸襟受到荡涤,不仅治好了头风病,甚至连耳聋病也治好了。而贾岛则说:“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这是《投孟郊》一诗中的两句,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百病皆愈,身体康泰。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除了夸张之外,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
当然,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唐人李縠有诗道:“岂有头风笔下痊,浪成蛮语向初筵。”李縠的质疑,恰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了流行的说法;李縠质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做翻案文章而已。
文学医病,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难免会遭受歧视,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岂不快哉?所以孔子倡导“游于艺”,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
(作者:朱美禄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 16版)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枚乘《七发》中的记载纯属虚构,《汉书》中王褒以文学治病的方式应该确有其事。
B.元稹、白居易、王之望等人诗句中的描述,真实反映了文学接受对疾病的疗效。
C.苏珊·桑塔格认为接受文学治疗可以让人重返健康,免受因疾病带来的歧视。
D.生命可以通过文艺的形式来完成自我的救赎,孔子所倡导的“游于艺”就是明证。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以枚乘《七发》中的记载为引子来展开话题,显示了文学治疗的作用。
B.第三段引述《三国志》的事例材料有力证明了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的论述。
C.本文列举大量史料或诗句旨在论证文学接受可以治愈某些疾病这一基本观点。
D.对文学治疗的作用,文章先引出话题,再引述史料加以证明,最后分析其原因。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陈琳的檄文能治愈曹操的头风病虽然是歪打正着,但也体现了文学的治疗作用。
B.恰恰因为接受文学治疗可以重返健康,所以才有了元稹的“吟口号诗”“愈头风疾”。
C.贾岛称读了《投孟郊》一诗后百病皆愈,其中除了夸张之外,或许也有奉承的成分。
D.李縠的质疑,不但想做翻案文章,还客观上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已成了流行的说法。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12 1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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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汉魏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类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D.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同类题2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各题。
宋代是礼仪重建、礼下庶人、礼俗融合的时代。婚礼文书的使用深入到士庶的生活之中,婚礼文书种类更为丰富庞杂,无论是在士大夫婚礼还是在民间婚礼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礼仪物品。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所载,两宋都城嫁娶有通草帖、细帖的习俗,下财礼之时则要呈送装帧讲究的礼书。宋人文集中收录了一些婚礼文书。元代延续了这一礼俗,元人文集和元代日用类书中有着相类似的婚礼文书的收录和辑录。 
辑录婚姻礼仪知识的《新编婚礼备用月老新书》刊印于南宋末年,分为上下编,下编专门辑录各种婚礼文书,对婚礼中使用的书启、帖子、礼状等的格式和形制有分门别类的详细说明,并提供了许多格式范本和书启范文。从其分类看,其中的婚礼文书涉及请媒、求亲、问名、聘定、请期、亲迎等诸多仪节,并行用于官宦、士人、农工商、娼优等各类社会阶层中,初婚、再娶、入赘各有差异。
尽管名目繁多,但综合各类文献,宋代婚礼文书主要通行的包括草帖、细帖、聘定启状等几类。
草帖用于议婚之初,草有草拟之意。南宋临安的嫁娶之礼,女家先通过媒人,以草帖子通于男家,草帖内容包括议婚男女的籍贯、世系三代、生年月日等,女家草帖之中还需包括将要随嫁的奁田、房卧等。
细帖,又被称为定帖,意味着婚事的确定。与草帖相较,定帖的内容并无太大变化。男方定帖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人的排行、生辰、官职、主婚人等;如果是入赘则还要写明所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等;女家所回定帖,除了家庭、名姓、生年、排行等基本内容之外,还需要具体写明将要带到夫家的嫁妆,具体包括“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
聘定启状则是用于下聘定礼之时的婚礼文书。根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的嫁娶之礼,在送聘礼之前还有送定礼的仪节。男家向女家所送定礼包括许口酒、各种礼物以及有着特定装饰的礼书。礼书共有两封,一封“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另一封为礼物状,二者一起致送,名为“双缄”或“鸳缄”; “双缄”礼书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再放入五男二女绿盝中,用彩袱盖上,和其他礼物一起送往女家。女家接受礼书则有特定仪式,需在宅堂之中准备香烛酒果之类,用以祭告三界,再请女方亲属中夫妇双全之人开启礼书。送聘礼之时,除了聘礼之外,也用双缄聘启礼状,形制与定礼礼书相类似。以上礼书的形制大多用于庶人之家,官亲士大夫之家多用黄杨栅梓木函来装礼书,如前述唐五代的函书形制,以显示身份。
宋元时期婚礼文书的书启也注重文采,大量用典,以四六文行之,构成了书启程式化、礼仪性的表达。在明清文人文集中,仍可看到辞藻华丽的婚礼书启范文。
(摘编自何斯琴《古代婚礼文书漫谈》)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礼俗融合的宋代为婚礼文书的广泛使用提供了特定的背景,婚礼文书种类更为丰富庞杂,是各个阶层的人们在结婚时不可或缺的。
B.南宋末年刊印的《新编婚礼备用月老新书》是人们了解和学习婚姻礼仪知识的读本,里面提供了许多婚礼文书的格式范本和范文。
C.草帖、细帖、聘定启状是宋代婚礼文书的主要类型,从已有文献来看,这三种文书内容有异,形制也有所不同。
D.宋元时期的婚礼文书注重文采,大量用典,表达程式化、礼仪化,这些特点在明清时期的婚礼文书中仍能看到。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宋代都城,人们嫁娶要通草帖、细帖,下彩礼时要呈送装帧讲究的礼书,《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对此均有记载。
B.在宋代,根据地位高低,请媒、求亲、请期、亲迎等诸多礼节都大不相同,初婚、再取、入赘的仪节也各有差异。
C.南宋时,男家向女家所送定礼包括许口酒、各种礼物以及有着特殊装饰的名为“双缄”或“鸳缄”的礼书等。
D.草帖用于议婚之初,细帖用于婚事确定之时,聘定启状用于下聘定礼之时。其中细帖又称定帖,有男方定帖和女方定帖。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元代延续了宋代的嫁娶习俗,如通草帖、细帖,下财礼时呈送装帧讲究的礼书,这从元人文集和元代日用类书中可看出。
B.从婚礼文书的记载来看,两宋时期女方嫁到男方要带房奁、首饰、金银以及随嫁田土等,男方则没有具体的财物方面的要求。
C.南宋时期,庶人之家的聘定礼书用“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而士大夫之家的聘定礼书多用黄杨栅梓木函盛之。
D.两宋时期的人们,对婚嫁一事谨慎郑重,婚嫁有隆重而繁琐的仪式,从女家接受男家送定礼礼书的特定仪式中就可见一斑。

同类题3

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资治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

②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蔬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③《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    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  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辈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④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李白、屈原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册,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冶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活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问把这些书读遍?

⑥司马光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

⑦李白不见载于《资治通鉴》,正如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却只选取了他一篇短短的《辣猎赋》。

(摘自2015年6月10日《中华读书报》)

【小题1】第①段“居然”在文中的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题2】作者为什么说“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小题3】根据文章的意思,可依次填入第③段空格处的一项是。(    )
A.因为 何况B.如果    但是C.假如 因此D.虽然 但是
【小题4】把下列语句组织起来填入第⑥段  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
①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
②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
③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
④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
⑤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A.②④①③⑤B.③②④①⑤C.③⑤②①④D.②①③⑤④
【小题5】对文意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资治通鉴》选择人物看似“网漏吞舟”,其实并非如此。
B.第⑧段以抗战八年类比说明《资治通鉴》为什么惜墨如金。
C.第④段所引用的一段话是为了说明《资治通鉴》编纂方法。
D.《资治通鉴》的编纂标准决定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取舍。
【小题6】联系全文,说明《资治通鉴》为什么没有选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子虚赋》、《上林赋》,却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学习语言文字不是最终的目的,而要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依靠它来学习、掌握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人类之生存之目的别有所在;换言之,即教育之目的亦别有所在,而语文不过为便利达此目的之工具。”(穆济波)。如果这个工具不是最便利的,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教育发展的障碍,制约着整个教育目的的实现。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书面语言逐渐成了一个国家中大多数成员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其他知识技能的基本工具,原来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被某一特定群体所垄断的文言文无法日益深入、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层次、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就不可能达到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目的,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相反,以口语为基础的、日益扩大使用范围的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其优越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

文言文这个交际工具的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人们因交通、通讯等因素的限制,各地区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广泛交际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能够克服因地域的差异、方言的差异等造成的不便利因素,从而成为超地域、超方言的语言体系,成为一个相对有效的交际工具,“古时代的汉人的多种地方方言分歧的现象使以表意符号为基本特点的方块汉字成为一种特殊‘超方言’的书写系统,以之作为全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际工具,各地区的人民只要掌握了方块汉字,就能在它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彼此互相了解,进行交际。”也正是因为其具有超地域、超方言的特点,使文言文与人们的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人们用它作为交际工具,自然是非常不便利的。因为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与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也很少有关系,所以要掌握这个工具,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特意去学习并深入到另一个语言系统之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机会,而多数人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人都需要掌握书面语言这个工具,才能满足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当人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学习并掌握这个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书面语言时,必然选择最容易操作、最实用的,就好像挑选一种工具一样。同时还应该看到,要使人人都学习掌握语言文字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基础的。从经济的投入产出的规律来看,也要求教育的内容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容易学习掌握的,否则所消耗的人、财、物力会更多。

另外,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推动文言文向白话文教学转变的重要原因。随着新思想、新科技的传入,新的事物和内容需要新形态的词汇和文体进行表述,而要在文言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和文体就变得相当困难,因此必须用新的名词和新的文体。因为任何语言的发展都必须是建立在语言结构系统发展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是由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使原来语言系统中产生新的语言成分,这些新的语言成分的进入促使语言系统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内部矛盾,正是这内部矛盾促使原语言系统发生变化,推动语言向前发展。

(节选自郑国民《近代普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

【小题1】下列对语言文字的“工具性”相关内容的理解,与本文不相符的一项是(  )
A.虽然学习语言文字并非最终目的,但人们要靠它来学习、掌握生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以说它是一种工具。
B.在我国现阶段,最为便利的书面语言工具就是白话文,所以我国普及教育最终选择了白话文教学。
C.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工具,之所以在我国古代长时间使用,是因为它能使古代汉人克服地域差异、方言差异等不利因素,进行十分便利而有效的交际。
D.白话文面向生活,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日用口头语言,让人们的交流更为便利,因而这一工具的便利性相较文言文有了极大地提升。
【小题2】下列表述,符合本文文意的一项是(  )
A.无论是为了使用的便利,还是为了节省学习所花费的时间,语文教学都会将重心转向白话文。因而使教育更加普及。
B.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就是随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新的语言成分进入原来语言系统,从而产生内部矛盾,促使原来语言系统发生变化,推动语言向前发展。
C.因为文言文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与普通人们的实际生活也很少有关系,掌握它费时费力,因而它的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D.白话文之所以替代文言文成为语言文字的主流,是因为它能深入、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层次、生活的每个角落。
【小题3】下列理解和推断,与原文内容不相符的一项是(  )
A.正是古代汉人的多种地方方言存在着分歧的现象,才使以表意符号为基本特点的方块汉字成为一种特殊的“超方言”的书写系统。
B.使用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使用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传达,写的人和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功夫,所以我们选择白话文。
C.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工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工具,只因为它们都是工具,所以都要求易于掌握,使用方便,所以文言文被逐渐放弃了。
D.我国进入现代社会后,新的思想、科技、事物大量涌入,而文言文中又很少有恰当的词汇进行表述,因而产生矛盾,这也是促使白话文逐渐替代文言文的原因之一。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取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所记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历时悠久,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于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从而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荟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杂剧虽由开封传来,却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自然合于南人口味。可以说这样柔缓宛转的声调,自南朝以来大都如此,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调节,只好改弦更张。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并未超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当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声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之而前后有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小题1】下列有关杂剧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李德裕《论故循司马杜元颖状》周密《武林旧事》和钟嗣成《录鬼簿》,分别对不同时期杂剧繁荣的盛况有所记载。
B.据说,当时北曲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乐风与南曲截然不同,不能与南曲互相调节,这跟它存于北地有关。
C.元明之际的传奇出自杂剧,但与之前的杂剧有不同之处:后者有折数、出场人物和主唱人数的限制,而传奇在这几方面则没有限制。
D.传奇并没有因为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而衰落,其盛行期大致延续到清乾隆年间;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昇《长生殿》都是清传奇的代表作品,据说在北京演出时,曾轰动一时。
【小题2】下列各项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中引用柳永《鹤冲天》的词句,是为了说明,北宋时期都城开封的杂剧习惯于浅斟低唱。
B.宋室南渡后的杂剧,保持了当年开封时期的特点,也难免受到南朝陈时旧音的影响,这使杂剧更为繁复多变。
C.高明和汤显祖都是明朝著名的传奇作家,高明的《琵琶记》因明太祖的推许曾在南京演出过,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也应该会在南京演出。
D.在金、元的倡导之下,杂剧至元代更有显著的发展,达到了高峰。随着朝代更迭,杂剧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元大都,名家会集于此,一时盛况空前。
【小题3】南宋杂剧、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都曾非常繁荣,请根据文意,简要说明这三者繁荣的标志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