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　清明永驻

清明节大约起源于周代，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清明只是一个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这种标志物候变化、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以祭奠祖先为中心的综合节日的呢？

首先，这与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有关。相传，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介子推这一段动人的故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寒食节与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也有生老病死，需要新陈代谢。火燃久了要熄掉，重取新火。寒食之后重生新火就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熄灭旧火与重生新火所透露的是季节交替的信息，意味着新的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寒食节在清明前两日，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它形成于春秋末期。时至唐代，上巳节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人们常在此日到水边嬉戏，去郊游踏青。后来，上巳节的踏青饮宴的特点被整合到了清明节的习俗之中。清明节发展最盛的时期是宋代。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见，宋人借祭祖扫墓的机会充分享受踏青之乐，寓嬉乐于哀痛之中。张择端绘制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呈现出宋代清明节的盛况。到了元代，不仅上巳节退出了节日传统，寒食节也已基本消亡。春节之后的大好春季只剩下了清明节。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中国深层的祖先崇拜、孝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随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对祖宗的家族性私祭发展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性公祭，以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些都抒发了人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道德情怀。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的仪式，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现在我们过清明节，就是一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感悟和认同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扫墓祭祀等形式唤起后人对祖先的追思与敬慕，全面体现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确保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共同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万载永续。

(节选自李荣启《感悟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删改)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

“群”与“众”密切相关，“群”本身就有“众”或“众多”的意思。《国语·周语》讲：“人三为众。”正是由于“群”与“众”相近，所以形成了“群众”组合词，代表“许多人”“众人”。古典文献存在“群众”一词的使用现象。例如，《荀子》：“群众不能移也。”进入20世纪，“群众”与“人民”“大众”等基本同义。

先秦儒家不乏“众”的论说，某种意义上发展了一种“众论”。孔子的“众论”极富特色，内涵深刻，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特有的群众责任观念。在儒家视野中，为政者的群众责任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则主张爱众。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对民众的爱。为此，孔子对弟子提出了孝悌、谨信和泛爱众等责任伦理要求。对于孟子来说，爱众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众同乐”。他认为，“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而在“与人乐乐”中“与少乐乐”又不如“与众乐乐”，体现了爱民众的责任担当。

二则强调济众。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的仁者能够做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广泛地给予人民以好处，又能接济广大的民众，不仅属于仁者，甚至就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孔子这里对仁的诠释，包含着对仁者爱民济众的政治道德要求。

三则倡导得众。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不但括明了“仁”为“爱人”和“知”为“知人”，而且阐明了真正的智慧之人应当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对此樊迟不理解，孔子弟子子夏解释：舜汤之所以拥有天下，就在于注重从人民大众当中选贤任能，使得心存不仁不义的人选离。“选于众”就是“得众”，就是“尊众”，体现了原始民主精神。

四则提倡容众。与“宽则得众”一脉相承，孔子弟子子张从人际关系角度阐明了“容众”的责任伦理。子张认为，不论一个人可不可交都应当与之交往，君子既尊重贤人又能容纳众人，既赞美善人又同情能力差的人，关键是自己要具备贤良之德，如此才有拒绝别人的资格。显然，子张所倡导的是普遍交往准则，追求的是“尊贤容众”的责任美德。

无疑，儒家所彰显的爱众、得众、济众、容众等群众责任观，由于缺乏现实经济政治基础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但它毕竟表达了对广大民众的关爱之情，对民事民疾的同情之感，对民众力量的认同之心，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摘编自涂可国《得众济众——先秦儒家关于为政者的群众责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