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教育在为脑力教育的职业做准备时应起这样的作用：促进对构成职业基础的各种专业原则作富于想象力的思考，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的学徒训练期时，他们已经锻炼了那种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即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为这样，怀特海强调：不能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即使是大学中的商学院也是如此。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坐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就会黯淡下来”。现在我们讲“中国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做官梦、明星梦，那么，每个中国人的梦加在一起的那个中国梦肯定不是美梦而是噩梦。

哲学家罗素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他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

罗素认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并不是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因为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助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学习研究，都应该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在罗素看来，现代大学精神的危机就是实用主义，“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即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陶东风《什么是大学精神》有改动)

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刘根生

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5月）

日前，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大鱼海棠》的角色设计主要参考了《山海经》《庄子》等载有上古神话的典籍。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来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了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地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祝融、貔貅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相比之下，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让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得以呈现，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和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节选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有改动）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这种强调法度顺应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思想作为文化自新的一种体现，在汉代法律思想嬗变及传统社会法律思想确立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汉初，统治者在法律思想上明确提出了“以道统法”之说，表明黄老学说也肯定法律在治国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强调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汉初黄老思想家对法家理论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态度，既批判严刑苛法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作用，又认识到立法制刑、悬赏设罚具有分别是非、明辨好恶、审察奸邪、消弭祸乱的积极意义。而道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所以汉初又提出“法随时变”的观点，这也与法家“法与时转则治”的理论相契合。受黄老思想影响，汉初往往“木诎于文辞”者被重用，“吏之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口辩”“文深”甚至成为晋职的障碍。黄老政治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居功至伟，但无为而治繁荣了经济的同时，也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酝酿、积聚。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进行了顺应时代的变革和创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变化，儒家思想进而渐兴。当然，儒家思想也需要有一个调整自身、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因此只能暂且权以“缘饰吏事”，新秩序暂告缺失使得法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在由道法转为儒法的过渡期内重被释放。武帝开始“独任执法之吏以治民”，强调遵守法律，维护法制的权威。凭借制度化得以保留下来的文吏（秦汉时期深受法家理念影响的官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作出回应。他们源自法家的底色重又显现出来，“重厚长者”不得不让位于能吏。此期儒法两家还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毕，到宣帝宣扬“汉家历来以霸王道杂之”已经充分表现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独立向内在一体发展的趋势。

随着儒法思想由外在对立到内部融合，“儒法合流”不断深化，“修经明学”务在“轨德立化”的儒生和起于“刀笔筐箧”长于“优事理乱”的文法之吏自然也处于不断的融合之中。随着儒学的复兴，王朝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各级政府官员，官员的技能和成分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儒学渐兴，政府中也存在文法之吏改学儒术的现象，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明显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也悄然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依然花费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儒学之风大盛，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进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

总体来看，汉代法家政治的实施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汉初表现为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法家思想虽为后世所沿用却再也没有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讲求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等的儒家思想与系统性和实践性强的法家思想与制度的结合，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和价值诉求。

（摘编自李巍涛《“法与时转则治”：汉代法律思想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