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

①眼下，“文化”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还有深化、推动、繁荣文化的目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讲实惠、重功利，不买书（烹调、股票、考试参考书除外），不看戏剧（电视剧除外），不听音乐会（红歌除外），不欣赏舞蹈（公共空地上锻炼身体的“群舞”除外）。一句话，对文化不感兴趣。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前面提到的那些“除外”也都是文化，中国不是没有文化，只是看得见的似乎都是“大众文化”。

②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实用：娱乐、消遣、调剂劳累，或者用时兴的话来说是“振奋精神”（抽烟、喝酒也可以振奋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深化、推动、繁荣的目标，对于大众文化应该说是已经达到了。

③不仅政府和商家在为此共同努力，连高等学府也加入进来。比如，最近网上很红火的“化学歌”就是一个例子。歌中唱道，“化学究竟是什么，化学就是你！化学究竟为什么，化学为了我！……父母生下的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你我的消化系统，是化学过程的场所。”££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编成歌，至少还得有初中化学知识的人才能唱，£北大的“化学歌”，££有嘴巴，有肠胃消化体验的人都能唱，还需要怎么个推动呢？

④真正需要深化、推动的，是文化对国民的心灵教育。这并不是什么新点子，而是人类自古以来为什么看重文化的原因。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教育目标就已经是培养“有文化”的，也就是完整的人了。希腊文化推崇自由教育（全面的人文教育）。希腊化时代，希腊教育传到罗马，罗马人注重的是实用教育，虽然后来学校里也开设文法、修辞、演说的课程，但只是技能而非希腊人所看重的那种文化。

⑤希腊文化注重人的心灵和公民精神。例如：希腊人的“文法教育”不是今天语文课上教的语法、句法，而是______、______和______。这三项都是心灵教育，不是单纯的技能或知识——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积累可以用来换取金钱的知识，而是帮助形成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德。

⑥希腊人认为，诗人是伟大的老师。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斯特拉伯（Strabo）说：“古代人相信，诗是一种初级哲学，能从小打动我们，带领我们走进生活，培育我们的品格、感情、行为，并从中得到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希腊用诗来开始年轻人的教育，不只是打动他们，而且是训练他们。”

⑦希腊人相信，音乐对人的道德、心灵，甚至肉体都能产生好的教化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在教育中加以重视。与此同时，体操教育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接受头脑的支配和指挥。苏格拉底说：“似乎确实很难找到比我们早已发现的那种教育更加好的了。这种教育便是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会产生内心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就产生身体的健康”。音乐和体操教育都是为了培养人的高尚心灵。

⑧文化的教育还是培养公民精神和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音乐和体操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使学习兼有好的品质以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生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体操也是一样，身体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

⑨有了火红激情的“文革”的经验教训，又经历过1980年代的“文化热”，今天人们对文化的态度似乎呈现出一种平和与静观其变的态度，至少没有 热情迸发的迹象。冷静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发展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上比较成熟的表现。

一提到“茶道”，人们大多将其视为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的众多研究日本文化的专家，也一致认为“茶道”是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它创始于村田珠光，集大成于千利休。

形成这种“茶道”发展史共识的根据于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该书记述了日本茶之汤的两条发展脉络：一个是以能阿弥为首的贵族茶，一个是以村田珠光为首的庶民草庵茶。这两条发展脉络在千利休这里汇合，因此才有了千利休乃日本茶之汤集大成者之说；千利休又将村田珠光奉为日本茶之汤的创始人：所以后世习茶者便因袭此说，不求甚解的后学也跟着以讹传讹。

但是，这种“共识”并不可信。首先，《南方录》于17世纪后期方才问世，书中记载的很多内容明显不属于千利休所生活的时代。那些无法判断真伪的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千利休所为，无人说得清楚。其次，村田珠光的身世一直是个谜，至今仍然无法用史料来确证此人的存在。而且，“茶道”一词开始见诸日本的相关文献，也只是17世纪中后期的事，此前及其后，人们在称谓独具日本特色的茶文化时，更习惯使用“茶之汤”或“佗茶”，而非“茶道”。即使在今天，虽然很多茶文化的出版物均冠以“茶道”之名，新闻媒体也习惯使用“茶道”的称呼，但“茶之汤”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着。

虽然中国古代茶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大多是吉光片羽，散见于浩瀚的典籍之中。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对茶文化资料的挖掘、整理及研究都还很薄弱，以至于茶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敢断定“茶道”原本为何国语言。随着对茶文化资料整理、研究的进展，学者们发现，“茶道”一词早在唐代就已散见于各类文献了。例如，“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饮茶歌》）；“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于是茶道大行”（封演《封氏闻见记》）等等。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陆鸿渐，即《茶经》的作者陆羽。诗僧皎然与陆羽是“忘年之交”，封演与陆羽也是同时代人。既然封演称陆羽的茶为“茶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陆羽的旷世名著《茶经》来具体地探讨当时的“茶道”内容了。简言之，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史料而言，《茶经》中记述的内容不仅是陆羽的茶论，同时也应该是“茶道”一词的本义所在。所谓“茶道”的本义，大体可界定为以养生或养心为目的的制茶、吃茶的技法和精神理念。可以说，陆羽的《茶经》首次把饮茶从生活领域提升到了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确立了“茶道”的表现形式与寓有哲理的“茶道”精神。诗僧皎然和茶人封演则赋予了中国茶文化以“茶道”之名，方才有了“茶道”概念的传世。

由此可见，说“茶道”源自日本显然是不可信的。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茶”这种植物并将其发展成为“茶道”文化的国家，这是无争的事实。

（选自张建立《茶道溯源》，有删改）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列传》等史料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而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其他季节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节选自周秉高《<离骚>写作年代新探》）